《华夏时报》：所以说，您一直坚持着“写实主义”这条路。
毕飞宇：我的创作风格是分阶段的，确切地讲，我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回到”写实主义这条路上之后一直在坚持。此前创作我走的是一条华丽得多的路。
《华夏时报》：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
毕飞宇：从20岁到50岁，人越往年纪大走，现实感越强；第二个原因，把那么多现实内容抛在一边不管，而沉迷于现实想象和历史想象中很不划算。这样，我就向写实的路上越走越近。但这不意味着我今后创作不会再往其他路上走。
《华夏时报》：这个向“写实主义”转变，并且坚持的过程，是不是就是你变老或者说是成熟的过程？
毕飞宇：变老是我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我喜欢的问题。我丝毫不觉得我现在和我20岁时的人生相比有什么可后悔的。要是我现在重新选择，我喜欢20岁，我也喜欢40岁，这些我经历过的时光，我都不想舍去，我都想要。
不过，老和成熟没有太大的关系，关键问题是“年纪”是伴随着时光伴随着舌头的“关系”，舌头的味觉在悄悄做一个形态的改变，一开始年轻时喜欢吃甜的，长大了喜欢吃咸的，过了一定时候喜欢辣的，老了之后喜欢吃苦的，并不是喜欢吃辣就比喜欢吃咸好，也不是喜欢吃苦就比喜欢吃甜好。但是到底喜欢吃哪种味道，舌头会为我做出选择。其实我也许能够靠头脑做出理性的选择，但是理性的选择我未必去相信和听从它，有时候生命的直觉比任何理性和逻辑都来得更高级。
《华夏时报》：像以往的作品一样，《推拿》并没有很宏大的场景，而是一个很小的甚至有些局促的格局，这似乎已经成为您的创作风格。
毕飞宇：相当长的时间里，长篇小说是作为宏大叙事的代名词出现的，我对宏大叙事一点都不反感，甚至有一天我也会宏大叙事，这个我可以预见得到。但是从目前这个阶段，我只想看看长篇小说撇开宏大叙事的可能性是怎样的，包括《平原》，时空关系很简单，故事开阖很简单，到了《推拿》，在这种小格局里面我又推进了一步，格局更小。
《华夏时报》：这种小格局与宏大叙事的美学差异在哪里？
毕飞宇：国家图书馆，庄严宏伟，里面有上千万册图书，从视觉上看，无疑是伟岸的，极其有意义，但是在今天会有另一种奇迹发生，就是在一个如指甲盖般大小的U盘里，会存在一个如魔术般神奇的图书馆，对于这个小的图书馆，你不能说不美，不能说没有意义，把这个U盘插到电脑上，就能看到从外观上看不到的宏伟，令人目瞪口呆的迷人魅力。我现在在做的就是想要看看把我想要表达的核心价值挤压进小格局中会不会成功，对于长篇来说，这很冒险，但是也很吸引我。
“光”是可爱的关系
《华夏时报》：结局的悲凉，是不是意味着无论怎样，盲人和所谓的正常人之间其实都还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隔阂和矛盾？
毕飞宇：你能这么想，我很高兴，尽管我的写作初衷并没有这样设计，但是每一个作者都很高兴看到自己的作品被读者挖掘深层次的意涵或者做更深层次的解读，无论这是不是作者的本意。这无疑是我的书的附加值。
《华夏时报》：《推拿》中，虽然他们的世界是黑色的，但是却也是温暖的，并不绝望。
毕飞宇：因为我从他们的生活中没有看到绝望，而是看到了快乐。
《华夏时报》：对于您，什么事情会使您绝望？而快乐又是什么？
毕飞宇：令我绝望的东西，是对于生活永远失去新鲜感。这个话题不一定用哲学的语言描述，快乐一定是好东西，是最直接最简单地反映出对于生活的态度的最原始最好的东西。
《华夏时报》：您说过，“在黑暗中，世界会把光明完整地还给我”，光明是什么？
毕飞宇：这也是我在黑暗餐厅里的发现。你知道光是什么吗，我原先不知道光是什么。“光”是可爱的关系。现在我和你坐在这儿，光没了，我们还坐在这里，但是关系变得不可爱。关系是一样的，有了光才有非常幸运的关系。
《华夏时报》：您一再强调，所描写的这些盲人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还是会有人用一种猎奇或者探秘的心态去看这本书，这会不会让你失望或者遗憾？
毕飞宇： 相信比怀疑好，生活给我最大的教育就是这个。一定要相信他内心光亮，相信他内心的基本的善良和内心的良好愿望，相信他们不会那么看。即使有，看完之后他们也会改变。因为这是我写作的根基。
《华夏时报》：与您的交谈中，您说到“小说家”这三个字的频率非常高，很在乎或者说是注重这层身份吗？
毕飞宇：不是很在乎和注重。作为一个小说家，面对很多问题的态度与日常生活里的人是有区别的，我是强调这种区别。“小说家”这三个字对于我来说是看问题的角度。作为小说家，看世界有时会从自己出发，有时会从别人的角度出发。我热爱从那种角度出发得到的东西，我还相信，那不仅仅是角度，更是能力。
岳 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