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拿》：我们一起走进没有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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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拿》：我们一起走进没有光的世界

的一部分。从2001年开始，毕飞宇就经常去盲人推拿院，开始去是为了推拿，后来推拿变成很次要的东西，常常没事也去。那里的盲人推拿师一“见”他，就会说：“噢，写小说的毕老师来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深切的交往，与盲人朋友的熟稔，发展到对于盲人生活状态的了如指掌，“盲人除了生理特殊，他们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地方。盲人的生活也好，我们和盲人的交往也好，并不是那么悲情的事情，是很快乐的，是很愉快的，是正常生活的一个特别的部分。千万不要觉得跟有残疾的朋友在一起，世界将会变得特别凄凉，不是这样的，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他们有他们的乐趣，他们有内心的美好，他们有他们的爱好。唯一缺少的就是他们有些不方便，当然，这个不方便，全社会都要通过一些途径为他们提供一些方便。我想说的是无论生活有多么不方便，有多么大的障碍，人的内心渴望快乐，渴望笑声的愿望是极为珍贵的。 ”
　　《推拿》是一本没有野心的小说
　　《华夏时报》：看到《推拿》之后，坦白地讲，我是有些吃惊，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像这种残疾人或者具体一些这种关于盲人的题材，其实很难驾驭，但是我发现您完成得很出色，表现出对内容驾驭的自信，这种自信是怎么做到的？
　　毕飞宇：其实不是自信，而且，坦白地讲，这跟自信一点关系都没有。以往我也读到一些与残疾人有关系的作品，那些无非是拿残疾人作为励志的对象，或者更现代一点，拿盲人做一个哲学上的阐述，或者人生观上的阐述，这些都只是在逻辑上做一些尝试，这其实很简单。但我不想这样做。
　　我没有见到过一本真正把盲人作为描述对象的书，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我都没见过。那种真正切入他们内心，走入日常画面的小说，我没见过，那我就要写。正好我生活周围有很多盲人朋友，虽然我不能说我对他们非常了解，但是既然我具备这个条件，那我就要做这件事。而且，在写作的时候，我心里有底，面对里面一个又一个人物，一点不慌。
　　《华夏时报》：这个“底”从何而来？
　　毕飞宇：从“关系”中来，我和他们的关系。我和他们一年又一年，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交往。我和许许多多盲人朋友处得特别好，这个是有标志的，就是我们谈话能说到什么程度，这个当事人是能感觉出来的。我们谈话到了一种“无私”的程度，许多盲人朋友连“找对象”都会和我商量。
　　《华夏时报》：那《推拿》的人物或者情节中，有您的朋友的影子吗？
　　毕飞宇：没有，几乎没有。在细节上，采取将现实生活中，朋友的生活中的事件整体挪移的内容是没有的。但是，我有的是大概面对一个事情，他们是怎样的精神状态，他们内心的反应是怎样的，这个我心里有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他们还是给了我一些影响。至于具体的故事、具体的细节，大部分是虚构的。虚构是小说最基本的内容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就是新闻报道。小说要靠想象完成。你到一个推拿房里去看，就会发现其实那些盲人彼此的关系要比我的小说中写的要安静得多，几乎看不到事情，也没有多少话。如果我的小说也这样写，那对于读者就很不公平了，为了读者，我还要把小说写得稍稍好看一点、稍稍复杂一点、稍稍戏剧化一点、稍稍闹腾一点，这就要求我不能完全忠实于生活画面。
　　《华夏时报》：据说《推拿》是没有经过“酝酿”或者说经过制定计划就开始动笔写的，这是不是也是您所说的这是一本没有野心的小说的原因。
　　毕飞宇：《推拿》是我一拍脑袋就决定要写了，以前其实也有这种经历。说到“没有野心”，其实是指，这部作品，我踏踏实实完成就行了。至于完成后是不是被大家喜欢，是不是和以前的作品一样有好的反响，我毫不在意。我考虑的是，面对这样的事情，面对他们的生活，我能不能切入他们的内心。只要能把这些呈现出来，我就特别满意。
　　《华夏时报》：《推拿》的出版包括在《人民文学》上的发表，都和残奥会碰在一起了，于是有人就在猜测，这是不是有意为之。
　　毕飞宇：其实这完全是因为汶川大地震所引起的一系列偶发性事件。因为地震的发生，导致这本书的发表和出版计划延期，使得它和残奥会碰到一起。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它们二者本来真的原本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机缘巧合，这就是天意了。
　　小格局里的大世界
　　《华夏时报》：从《推拿》中，我没有看到人们成见中认为的盲人的苦兮兮的生活特质。
　　毕飞宇：你没有看到，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写。其实那种苦兮兮的东西是以往的艺术作品带给我们的先天印象，我跟我的盲人朋友们交往的时候，我也没觉得他们苦兮兮的，所以我当然不会把他们写得苦兮兮，而且，即使有苦兮兮的，我也不会写出来，因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呈现他们的乐观、快乐、自食其力。他们与其他人的基本人生没有区别，他们只是有些障碍，他们的内心与我们没有什么区别。
　　《华夏时报》：尽管如此，故事的结局还是有点“凉”。
　　毕飞宇：是有点残忍，其实，本质上还是温暖的，他们最后还是在那里自我帮助，没有人真正放弃什么。我写这个作品，内心很为他们高兴，虽然对于“沙复明”个人来讲，是悲凉的，但是这种悲凉给“王大夫”带来的触动，使他对于盲人社会重新认识是有帮助的。
　　《华夏时报》：所以说，您一直坚持着“写实主义”这条路。
　　毕飞宇：我的创作风格是分阶段的，确切地讲，我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回到”写实主义这条路上之后一直在坚持。此前创作我走的是一条华丽得多的路。
　　《华夏时报》：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变？
　　毕飞宇：从20岁到50岁，人越往年纪大走，现实感越强；第二个原因，把那么多现实内容抛在一边不管，而沉迷于现实想象和历史想象中很不划算。这样，我就向写实的路上越走越近。但这不意味着我今后创作不会再往其他路上走。
　　《华夏时报》：这个向“写实主义”转变，并且坚持的过程，是不是就是你变老或者说是成熟的过程？
　　毕飞宇：变老是我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我喜欢的问题。我丝毫不觉得我现在和我20岁时的人生相比有什么可后悔的。要是我现在重新选择，我喜欢20岁，我也喜欢40岁，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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