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民智"比"管钱粮"重要--老百姓都有过好日子和发财的愿望，开民智让他们明白法度，见多识广，每个人都学会赚钱，"钱粮"自然越来越多--曾国藩眼中的官民关系，其实和今天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样，官员只要廉洁而持平，广开民智，发展GDP 的事情，老百姓会比你做得好，而如果官府只是去发展GDP，势必会出现与民争财的窘状。

撇开剿杀太平军，也撇开晚年作为洋务运动的先锋不提，我想大多数人都未曾注意他在训练湘军之前，曾在九年内连升十级，赢得了道光、咸丰的空前信任。在初入官场的早期，曾国藩只是一个出身农家的读书人，无数翰林学子中的普通一位，因为无钱给老师和上官送礼，迟迟都未能获得皇上的召见。而正是由于在这次道光皇帝的面考中，曾国藩一扫皇上对他的厌恶，被认作为"面相不雅，答对却明白，能大用"（摘自《曾国藩发迹史》）。

毫无疑问，道光皇帝是一位勤政有为之君。曾国藩认为做官第一要务是"廉"，"做官以不要钱为本，官员不廉无以持平"的选官主张，适逢清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不断之际，可说是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也正是由此，在晚清的后70年，汉族书生逐渐取代满族的武夫成为政治中心，儒家思想重现了其威力。在道光问及地方官如何施政时，曾国藩认为"开民智与清诉讼，当是重中之重"。相对来说，钱粮可以暂缓清点。因为，"民智不开，百姓势必愚昧，地方上的治安断难良好。而钱谷都是有记载有数字的东西，早晚清理，效果应该一样。"在曾国藩看来，既然朝廷已经高薪养廉，那么，官员的廉洁与否，就是现行的政治体制能否持续的关键。曾国藩在京当翰林之时，因为无钱参加各种官场聚会，便出榜昭示众人，不参加各种凑份子的聚会--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就谁也不得罪了，即便是对自己的座师、当朝中堂穆彰阿，逢年过节之时，也只是写一幅字送去表明诚意。

中国官场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切都是由人来操纵，而每个人都有人情，一层层传递，到当事人那里，便已经天差地别--所以，微服私访就格外受到百姓的欢迎，曾国藩在去四川主持乡试的途中，顺手端掉贪官，在京不畏权势、参倒郡王，据实上奏文庙修建中的贪污事实，也为遭弹劾的满官辩护，都是因为他廉洁自律、对事不对人的公心。更重要的是，对别人严，对自己就更严--每日三省吾身的《过隙录》，可以说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最好证明。而在清查户部亏空时，他更是脱光后进入府库清查，堵住了贪官恶言毁谤之口，从而赢得了皇帝和满朝文武的信任。

有意思的是，作为文人出身的曾国藩，却因战功赫赫而被封为武侯。我常想，组织训练军队时，廉洁和开民智有何作用？绿营与八旗腐败不堪，军纪败坏，而曾国藩组建湘军，则多选"朴实无心窍"的农民，拒绝浮浪子弟入伍。同时，曾国藩身体力行，亲自教授，令士兵先识字，再识义，使湘军个个都会背唱《爱民歌》。其后，虽屡败而屡战，但湘军威名日盛，终有"无湘不成军"的美誉。

或许说，廉洁在收拾民心、整顿纪律时有用，对发展经济有何帮助？这就又回到了一个历代都很头疼的问题：能吏还是廉吏，才是国家之福？一般来说，能吏不好管理，居功自傲而顺手牵羊的多的是，"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皇帝还是懂得，往往就睁只眼闭只眼，只要不太过分，就算了。廉吏则素有清名，而清名的背后则是清闲，什么事都不管不问，自然就廉洁了。曾国藩并不是户部出身，抓经济不是他的强项，然而，两江总督任上时，江南经济却恢复发展极快。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选派优秀子弟公费出国留学，"师夷长技以制夷"，开设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应了他所说，"开民智"比"管钱粮"重要--老百姓都有过好日子和发财的愿望，开民智让他们明白法度，见多识广，每个人都学会赚钱，"钱粮"自然越来越多--曾国藩眼中的官民关系，其实和今天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样，官员只要廉洁而持平，广开民智，发展GDP 的事情，老百姓会比你做得好，而如果官府只是去发展GDP，势必会出现与民争财的窘状。

作者：李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