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許由不肯接受堯的禪讓，是有原因的。《莊子》後面幾篇涉及此事的段落說得很清楚，是因爲許由根本反對堯的認爲天下需要通過人治達到統一、和諧的觀念，同時反對堯以仁義爲手段來治理天下的具體措施。這裏說到“人治”，對待的概念不是什麽“法治”，而是“天和”，也就是无爲。上一段引過的《徐無鬼》中的話，說明了許由的立場。這裏再引《天地》中的一段話，進一步加以說明。這段話是緊接在前引的“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後面的。“堯問于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許由真可謂“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關係到原則問題，許由對自己的老師也一點不留情面。堯想請齧缺出山來治天下，徵求許由意見，許由一口表示反對。反對的理由，就是齧缺作爲人來說太聰明，於是，他出來執政，就一心想著有所作爲，有所改造，“乘人而无天”。這樣，近期內可能取得一些顯著效應，而遠期效果則很難說，“未始有恒”，且很可能造成可怕的後遺症，“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但許由又指出，像齧缺這樣的能人，可以作一鄉一邦一國之長，“可以爲衆父”，但不能作天下之首領，“而不可以爲衆父父”。說明政治上的“无爲”，只是針對天了而言，這觀點，與前引的《天道》中語“上必无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是完全一致的。一個重要的觀點，莊子往往要從不同角度反復加以論述，將互見於各篇的有關段落對照起來肴，可以加深對莊子思想的理解，也可以看到，莊子的理論思維是非常嚴密，體系是相當完整的。山此可見，一部《莊子》是成於一人之手。而王夫之把內篇定爲莊子自作，把《天道》等篇定爲是莊子的門徒後學所撰，“固執粗說”，“尤爲悁劣”，又把《天地》篇視爲可與《應帝王》相發明，值得重視，實在是一種固執偏見的主觀臆斷。

　　許由辭讓天下的另一層原因，如《讓王》篇中所說：“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也就是“生命第一，名利第二”，把生命價值看得高於其他一切價值。

　　需要辨清的是，這兩層原因，表面上看去有所不同，其實質是完全一致的。這個實質，就是我在《序》中論到的，作爲東方文化的主流意識的“生命意識”。與之相對的，莊子不斷予以批判的，正是現今成爲西方文化的主流意識的“造物意識”。莊子尖銳地指出了“造物意識”將釀成的可怕後果。除了前引《徐無鬼》中“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之言，他又在《庚桑楚》中寫道：“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這個可怕後果，也是唯有站在“生命意識”立場上才能見微知著，才會拍案而起的。因爲站在“造物意識”的立場上，即使見到人與人相食的可怕圖景，也會以社會發展的必要代價來爲之辯護。遠一點，二次大戰，納粹屠殺猶太人，日本軍國主義南京大屠殺，都是在“優化種族”、“國家社會主義”、“大東亞共榮圈”這樣的冠冕堂皇的口號下進行的；近一點，北約轟炸南斯拉夫，造成無辜平民大量傷亡、流離失所，也是在維護人權的口號下進行的［按：這一個例子的性質有爭議，用在這不太恰當，有點畫蛇添足］。“造物意識”總是會提出比生命原則更高的所謂原則來扼殺生命、傷害生命，這正是老、莊這樣的得道者所最不能容忍的。

　　因此，莊子所宣傳的生命價值高於其他一切價值的觀點，其中的生命，不僅指個體生命。雖然，在具體語境中。似乎只說到個體生命比天下名利更重要。《讓王》：“舜讓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一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餘也。’遂不受。”但是，爲了保全個體生命，而不取天下之名利，那麽，推辭就可以了；實在推辭不得，逃避也足夠了。然而，《讓王》篇中還寫到北人無擇、卞謀、瞀光等人，豈但堅決不受讓，而且還以爲辱，都投水而死。如果把高於其他一切價值的生命價值僅理解爲一己之性命，這樣的行爲就解釋不通了。所以，得道者從來就把生命價值定義爲全體生命的價值，故而，他們不惜以犧牲自己的生命來維護這一生命價值。他們之“生”，以個體生命的自足安寧爲理由，拒絕天下名利的誘惑，是爲天下汲汲于名利的人立個超脫的榜樣；他們之“死”，是對認爲有高於生命價值之價值的統治者實行死諫，讓他們從陶醉中驚醒。得道者養“生”決非活命哲學，得道者赴“死”決非殉於物情，這就是得道之人與俗世之人的原則分野。

　　本節許由辭讓，強調的是“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沒有展開對堯行仁義以治天下的觀點的批判；但一定要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才能正確理解莊子的句意。

　　從這樣的背景上來理解，許由一上來說：“子治天下”，就不是一句單純的陳述句，而是暗含對“治天下”的不屑。若意譯，應爲：“您按照您的想法，對天下進行了治理”。“天下既已治也”，這“既”也不意味著對事實的認定，而只是推理的假定。《齊物論》中“既已謂之一矣”、“既使我與若辯矣”、“既異乎我與若矣”等語之“既”，都是這個意思。堯對許由說：“夫子立而天下治”，許由回答說：“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並不是客來客去，相互恭維，而是明確同堯劃清界限，認爲天下需治、能治、已治，都是你堯的事，與我無涉。

　　天下既然已得到治理，而我卻還來取代您的位子，我是爲了要“名”嗎？“名”是“實”的附屬品，要我去求那附屬品嗎？

　　這句話，就明確提出了“聖人无名”的觀點。“无名”就是對當時世俗價值觀的超越。

　　莊子爲什麽用“名”來指稱價值，而不是用“利”呢？弄清這個問題，需對“名”再作進一步的考察。

　　春秋戰國時期，正統的觀念還是以禮治國。禮就是把社會等級制度符號化、儀式化，把維護社會穩定的保障體系建立在人們的文化心理上。借用現代弗洛伊德學說的術語來講，就是借助超我的機制。這種機制主要是用來獎勵的。受到獎勵、得到選拔的人進入社會上層，成爲統治集團的一分子。與禮相對的是法，主要是用來懲罰的。用弗洛伊德的術語來說，就是抑制本我的破壞性。這種制度的信念是，通過正當途徑、進入社會上層的人，必然是好的。不僅能力超群，更重要的是人格享越。社會地位首先是由此人的品行修養來決定的，所以有‘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說。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