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红六军团进入贵州。贵州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最大的问题是部队对地形不熟悉，手上连一张能够指挥行军作战的军用地图都没有，全靠找向导问路，可是向导对5里以外的事情就不知道了。面对延绵无尽的大山、陌生的道路以及敌军无休无止的追击，红六军团只能夜行晓宿，绕开大路走小路，甚至走完全没有路的高山密林，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马匹和重装备几乎丢光了，加上供给又严重不足，艰苦程度可想而知。部队连续行军50多天，直到攻入地主武装盘踞的老黄平县城旧州，才有了转机。

在旧州，红六军团遇到了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查明其身份后，时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的萧克释放了两人的家属，但提出释放两个传教士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和经费。在教堂，萧克找到了一张1平方米大的外文标注的贵州地图。听说传教士薄复礼会汉语，萧克就让他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成中文。在一盏煤油灯和一盏马灯的照明下，薄复礼说，萧克记，一直干了大半夜才完成了翻译工作。这张地图对六军团后来的行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薄复礼一直跟随六军团行军，与萧克谈信仰，一起搞娱乐活动，长征途中还利用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1936年4月，进至昆明时，萧克把扣留了18个月的薄复礼释放。

此时，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都到了昆明，两军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为了阻止红军两军团的会合，敌人的围追堵截更加疯狂。

到达贵州石阡县甘溪镇时，湘、桂、黔3省敌军以24个团的兵力将红六军团死死围住，先后截为4段。萧克意识到战略形势非常不利，如果不脱离强敌的包围，就会陷入极为危险的地步。经过10多天的奋战，在石阡至镇远敌人的封锁线上，红六军团击溃了敌巡逻部队，占领了东去江口的路口。在当地一位老猎户的引导下，部队深夜进到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从沟底鱼贯向东突围。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不见星月，队伍在黑暗中潜行，看不见路，后面的人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走，只听见粗重的喘息声和不时跌倒者枪托磕地的沉闷响声。

这时，远近的山头上都是敌人，南北两面敌军首先发现了红军主力的行动，南北夹击。幸好有红军掩护部队借地形进行有效阻击，才使部队绝大部分在午夜通过深谷。亲自站在谷口指挥部队行动的萧克又命令掩护部队改为后卫，随大部队走出了深谷。

就此，红六军团主力脱离了贵州和广西、湖南敌军的围追堵截，历经80余天，转战2500多公里，于1934年10月24日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等领导的红二军团会师，此时红六军团兵力已锐减到不足4000人。

红二、六军团的会师，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了极大的湘西攻势，有力地配合和掩护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在湘、鄂、川、黔地区，红二、六军团连克桃源、澧县，威震常德、岳阳，并在四省交界地区创建了红军长征途中唯一一块坚持了1年之久的红色根据地。

1935年8月下旬，中央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进入四川西北部懋功，与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仍在湘鄂川黔边的红二、六军团，成为蒋介石“围剿”的主要对象。这一年，“萧贺匪部”这个词出现在国民党报纸上和蒋介石口中的频率很高。“萧贺匪部”先后粉碎了蒋介石的两次“围剿”，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一带越打越强。

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分别从湖南桑植刘家坪和瑞塔铺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6月，在理化与前来接应他们的四方面军三十二军会合。7月5日，与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三天，在四川甘孜，红二、六军团接到中央军委电令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年仅29岁的萧克为副总指挥，成为红军历史上最年轻的方面军领导人。

继一、四方面军于10月8日在会宁会师后，二方面军经过艰苦跋涉终于在1936年10月22日，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至此，红军完成了长征。
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军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随着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我军作战任务逐渐减少，军队的教育与训练必然成为新时期部队建设的主要任务。1950年三四月间，萧克在武汉汉口正式接到调任军委军训部部长的通知。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萧克说，作为一个参加过人民军队初创斗争的老兵，我为自己能够在历史转折关头担负这样的使命而感到光荣，同时也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

到北京的第二天，萧克急急忙忙地去总参谋部报到，向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表达自己希望尽快进行工作的迫切心情。谁料聂帅笑了起来，说：“你以为军训部在哪里啊？就在你的脑子里，在你的手上。”这时，萧克才知道，任命自己当部长的那个军训部，只有自己一个“光杆司令”——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工作人员。萧克不愧为有胆有识的一代名将，他接过了组建军训部的重担。经过5个月的筹建，军训部的框架搭了起来，各项工作也准备就绪。6月，军委正式下达任命萧克为军训部部长的命令。

萧克上任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建陆军大学（后改为军事学院）的工作。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萧克担任陆军大学筹建委员会主任，在校址勘察过程中，采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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