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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克：会师前后的红二、六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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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长征中，红二、六军团是先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然后才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请您先谈谈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有关情况。
萧克：1936年4月30日，红二、六军团翻过雪山到达藏民区中甸，接着分两纵队向甘孜前进。六军团在瓮水、那坡又翻了两座大雪山后，进至稻城，向理化前进。6月3日，在理化以南之甲洼与总司令部派来接我们的红32军会合。该军由军长罗炳辉、政委李干辉率领，总政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还派刘型同志和文工团来迎接。
我们虽然同四方面军初次见面，但亲如兄弟，一种阶级的情感，体现在双方容颜举止和交往之中。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虽去了前方，但对两军的团结仍非常关心。他在会师之前恳切地对其他领导人说：“去年我们会师没有搞好，现在二方面军来了，一定要搞好啊!”四方面军的同志很能体会徐帅的指示，当我们到达普玉隆那天，后面有近百人掉队，四方面军立即派马数十匹接他们回来。还给我们大部分同志打了毛背心，从理化和瞻化、甘孜送牛羊给我们。
在理化以南之甲洼，六军团与远道而来迎接我们的32军会合，我和军团政委王震、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等一起同何长工、罗炳辉、刘型等同志见了面。他们原来都是中央苏区的，有的还一起打过仗。老战友见面，话题很多，他们说得最多的是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大家心情沉重。从井冈山斗争到转战赣南、闽西，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经过了多少艰难苦战，才开创出中央苏区的大好局面，现在不但根据地丢了，中央红军也只剩下万把人。大家对造成损失的领导者有怨愤情绪。我联想到在湘赣苏区时，17师奉命北上，苦战数月，结果劳而无功；第五次反“围剿”，那些领导者要我们以堡垒对堡垒，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把湘赣苏区拼完了，我们不得不作战略转移；六军团西征，又指示我们“搬家”；沿途我们不断向中央报告多带行李辎重的不利及损失情况，但中央红军出来，“搬家”更为厉害，损失也更大。大家都认为博古、李德等太主观，对革命不负责任。
在闲谈中，他们又说起中央红军北上没有告诉总司令、总政委就走了等情况。还说到张国焘另立中央，但不久前又自己撤销的情况。我对这些问题过去没有听说过，没有插话。几天后，在普玉隆见到了许多年不见的朱德总司令，我们谈起了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谈到中央撤换“左”倾错误领导人博古、李德，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实际领导地位的事情，都很高兴，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事感到愤慨。朱总司令还说，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是大错误，这个人有野心，但是，今后还要对他注意争取、团结，促使他一起北上抗日。
7月2日，我们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大会师。5日，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将32军编入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我为副总指挥。从此，我们就用红二方面军的番号了。
记者：会师之后红二方面军又有什么样的行动呢？
萧克：在我们到达甘孜前，徐向前、李先念等已率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出发北上了。11日，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也由甘孜的东谷出发，向哈达铺地区前进。从甘孜向北，是一望无涯的大草地。草地人烟稀少，即使有些村落，也没有多少粮食，当地群众以畜牧业为生，而且反动土司常常把牛羊牵走。四方面军走在前面，对后面虽有照顾，但他们自己也很困难。我们虽然努力准备粮食，但常常不能完成计划。部队因缺粮疲劳，体力下降。我们的口号是：“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大家用野菜代粮，许多人牺牲在草地里。
人们通常的印象，以为草地行军，没有敌情顾虑了，其实不然。同反动骑兵作斗争，也不是小问题。四方面军有经验，组织了骑兵师，各军、师也有小的骑兵部队。但我们初到甘孜，对此[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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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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