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容易看出：一方面，是梨园弟子及社会公众十分希望绝句作家们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从而满足其歌唱和欣赏的需要；另一方面，绝句作家们也迫切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入歌词、广泛传唱，及时地获得读者和听众，从而扩大自己的声名。这样，在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便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双向互动的态势。而这一态势的形成，不仅为推动七绝的创作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也给诗人们七绝作品的流传、自我声名的扩大提供了极好的契机。诗人的七绝一旦传唱于雅室宫苑，其传唱者又大多是色艺双全的“梨园伶官”，奏乐的也“皆当时之名部”。如此，诗人的声名即可不胫而走，迅速远播。因之，王昌龄等诗家也才特别重视七绝的创作，并以自己的作品能被入乐、让梨园伶人传唱而自豪。而事实上，王昌龄等诗家的七绝也确多被诸管弦，受到梨园弟子等广泛欢迎。对此，即便选诗极重“风骨”的殷璠和更为偏狭的芮挺章亦不能说完全漠视这一事实，而于《河岳英灵集》和《国秀集》中也分别选入3 首和1 首王昌龄的七言绝句。这从另一个侧面也正说明了王昌龄七绝在当时的影响。至此，我们已十分清楚：王昌龄精心创作的七绝诗篇，本已情景融彻、风旨深永，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更加之被盛唐乐工合以优美的音乐旋律，再通过色艺双全的梨园伶官的争相传唱，恰乃锦上添花，使其七绝诗名得以充分地远播高扬。因此，王昌龄的七绝，不仅于当时，即在其后，都备受人们的推崇，诗人也确因之而声名大振、地位日显。
综上所述，殷璠虽标榜“声律风骨”兼备，但《河岳英灵集》选诗，显然偏重“风骨”，而未能公允、全面。芮挺章的《国秀集》选诗，则更是识见低下，偏狭愈显、鱼龙混杂。故，不能单纯以这两本诗集各入选王昌龄五古和七绝的多寡，来作为衡量其是因何体名重于时的标准。至于《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七势”和南卷“论文意”中，王昌龄所举己诗多为五古，实是其向生徒讲授五古作法时所引，而并非其有意推重五古。王昌龄的五古创作固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其七绝相较，尚存有明显差距，还难以相与媲美。因而，我们无论是从王昌龄对七言绝句的创作所投注的热情、精力及所取得的成就来看，还是从当时诗坛五古创作的诗人群落及王昌龄在其中所处的地位来看，抑或从王昌龄七绝于当时多被诸管弦争相传唱的实际情况来看，王昌龄获当时之诗名确因七绝而非由五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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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毕士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