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国秀集》选诗还存有断限不明，时代相混，对诗人的“官称疏误殊多”[ 3 ] (P18) 等纰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无不说明《国秀集》的编选者识见确乃不高，艺术鉴别力亦颇为有限。无疑，这样的选本，就更难以此为准来给入选的诗人及其诗篇度长短、论其高下；同样也不能以此为据，来证明王昌龄乃以五古名重于时了，充其量也仅能代表编选者个人的看法和见解而已。
骆礼刚先生立论的依据之三是“王昌龄本人对自己诗作所重者也是五古而非七绝”。骆先生云：“《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七势’和南卷‘论文意’均摘引自王昌龄的《诗格》。‘十七势’中论说作诗之取势，昌龄以己诗为例凡二十九处，‘论文意’论说作诗之立意，以己诗为例凡四处，全都是五古。”那么，我们有必要弄清：王昌龄究竟是在何种情况下、阐述什么问题的时候列举自己五古诗句的呢?他以己诗为例，是否就是有意推崇自己的诗歌呢?另外，在“十七势”和“论立意”中，王昌龄是否仅仅列举自己一人的诗句呢? 所举例句又是否只限于五古一体呢?
我们仔细阅读《文镜秘府论》，即可明白：地卷“十七势”中的例句，主要是王昌龄在论说诗歌的取势做法，也即在讲述诗歌的开头结尾、前后照应等章法结构时所举。王昌龄这里所讲的诗歌的做法，就是五言古诗的做法，而非其他诗体的做法。毫无疑问，王昌龄这里既然讲述的是五古的做法，其所举例诗也当然必须是五言古诗了。这正如王运熙、李明先生在《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中所言：“十七势所讲作法，是就篇幅较长的古体诗而言，所以前面四句甚至六句都是开头。其所引例句大致都是五言古诗。”
那么，王昌龄何以要讲述五古的作法，又是给何人讲述的呢? 兹据王梦鸥先生《王昌龄生平及其诗论》一文所述，特别是根据骆礼刚先生本人于《王昌龄二题》一文中前部分对“诗夫子”与“诗天子”之称的分析考证可知：王昌龄曾于江宁丞任上广收生徒，并于其任所琉璃堂中讲习诗文、传授作法。而王昌龄“诗夫子”之号及其《诗格》一书也正与此授徒有关。据此，我们更进一步明白：上述“十七势”就是王昌龄在向其生徒传授各种诗体的作法时所讲述到的关于五言古诗的创作方法，并为了让生徒更有直观感便列举了具体的五古诗例。而这一诗例列举，我认为并不就能证明王昌龄有推崇自己的五古之意。对此说作明证的是：其一，王昌龄在“十七势”中所举的诗句并非都是自己一人的诗作，他同时还列举了陆士衡、鲍照、常建、李颀、王维及崔曙、李湛等多人的诗句。那么，这里若按骆先生的说法，当是王昌龄也在推崇陆士衡等人的五古了，显然非也。可见，其所举例诗，乃是讲授时应需所举，其中，既可能是成功的作文之例，也可能是失败之作。目的是让学生对所讲的作文之法有更具体清晰的认识，并能运用于写作实践，而其中未必就曲含什么推重或贬损自己的文章之意。其二，客观而论，王昌龄所列举自己的五古诗句也并非都是佳作，列举时也多未引出全诗。而仅是因为某一首诗中的一、二句或两、三句与其所讲的某一作法相应合，故予摘引，仅此而已。其三，王昌龄在讲授“十七势”时，仅是将这些作诗方法一一罗列出来，客观地介绍给生徒，再列举相应的诗句来单纯地予以印证，而并未对这些方法和诗句加以评论，更未见出有自我欣赏、定于一尊之意。可见，从王昌龄对己诗的列举中，并不能说明其推重自己的五言古诗。
至于南卷“论文意”中王昌龄所引例诗如上所述，乃是其在向生徒讲授作诗炼意时所举。不过，这里又有以下几点颇值注意：其一，“论文意”中王昌龄所举例句计有40 余处，而其列举己诗仅为4处，其余均列举刘公干、曹子建等诗人及《尚书》、《诗经》等书中的例句。其二，所举例诗不限于五言，亦有四言。如古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又如《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州”；再如《尚书》中的歌谣：“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等等。其三，所举之例也不限于诗歌，尚有赋体文。如列举了贾谊的《鹏鸟赋》、鲍照的《芜城赋》等篇名。其四，所举例诗不只是正面示例，也有反面示例。如王昌龄在列举了“明月下山头”一诗后评曰：“并是物色，无安身处，不知何事如此也。”对诗中尽以景物堆砌，诗人是予以否定的。由以上几点，我们不难看出：王昌龄向生徒传授的虽然是五言古诗，但摘引例句并未限于五古一体，即只要与所讲授的作法相应合，而引例是多种多样的。具体地说，只要能帮助说明“炼意”这一作诗的方法，那么所引例句可以是五言，也可以四言；可以是自己的诗歌，也可以是他人的诗作；可以是正面的示例，也可以是反面的示例；可谓不拘一格、多种多样。因而，这也就更充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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