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盛唐时期的诗家所作，是否确乃古体居多而近体极少，以致殷璠《河岳英灵集》才多古体而少选近体的呢?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且为说萌芽于齐梁、定型和发展于初唐的近体诗及至盛唐时期得到了怎样的迅速发展，如何的名家辈出、佳作迭现，单就数量而言，盛唐时期的近体诗亦显为多于古体诗。据施子愉先生《唐代科举制度与五言诗的关系》[ 4 ] 一文中仅对《全唐诗》存诗一卷以上的诗人作品统计可知：盛唐时期存诗一卷以上的诗人的诗歌总数为5355 首，其中近体诗为3 039 首，古体诗为2 316首。仅就绝对数而言，近体诗也明显超过了古体诗。
王昌龄现存诗歌共180 首，五言古诗仅为60余首，而近体诗则有100 多首，其中近体诗中的七绝即有近80 首。因而近体诗占诗歌总数约60 % ，七绝占其诗歌总数亦多达约40 %。因此，于古、近二体，特别是于五古和七绝二体，王昌龄对何种诗体用力更专、成就更大，亦是显而易见的了。
我们还不禁要问：近体诗是否只能体现“声律”而无法达到“风骨”的要求，故使殷璠少选近体诗的呢? 回答仍然是否定的。我们前边说的古体诗易显“风骨”、近体诗难显“风骨”。此亦仅仅“难”、“易”而已，而并非绝对如此。其实，很多诗家的近体诗，不仅可以风清骨峻，而且亦可婉转清深，真正做到“风骨声律”兼备。如元稹在《杜工部墓铭序》中，即称杜甫诗为“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这些，在李白、王昌龄等诗家的近体诗中亦比比皆是。即就七绝而言，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等等；王昌龄的如《出塞》、《芙蓉楼送辛渐》、《从军行》等等，确举不胜举，均为“风骨声律”兼备之作。可是，《河岳英灵集》中入选李白诗歌13 首，均为古体，一首近体未选。王昌龄入选16 首，近体诗也仅为3 首。足见殷璠选诗的失之偏颇而未及全面。
由上述可知，由于殷璠片面地从“风骨”这一选诗的标准和要求出发，因此，其于《河岳英灵集》中才多选录王昌龄的五古，并列举王昌龄诗句也多出自五言古诗。虽曰殷璠能自出手眼，《河岳英灵集》也为唐人选唐诗中较有影响的选本。但书中所选，确犹多未惬人意，其偏颇亦是至明的。所以，此集乃仅“各成一家”，也仅属殷璠一己之观点和主张，而未可据此断言王昌龄的五古为当世所重。
骆礼刚先生立论的依据之二是与殷璠同时代的芮挺章选编的《国秀集》故骆先生指出：“王昌龄诗作入选5 首，在其中也要算入选数高的，这五首诗中4 首为五古，1 首为七绝。看来芮氏之推许昌龄，仍基于其五古。”
我认为，此论更须商榷。首先，这一结论又建立在单纯而机械的数量相比的基础上，况且，即便如此，其4 首五古与1 首七绝相差实亦甚微，故结论难具必然性。其次，如前所述，不可一概而论，即对《国秀集》这一选本等具体情况同样须做出分析、判断，以弄清其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以之为据。我们不妨略作分析：
与《河岳英灵集》不同，《国秀集》只选录作品而不作评论。其编选的宗旨，据楼颖《序》所言，是要求“风流婉丽”，“取其顺泽者”，“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即注重声律的和美和文辞的婉丽。正因如此，所选90 位诗人的220 首诗歌中近体诗即占约四分之三，此又与殷璠 重视“风骨”，多选古体是大异其趣的。客观而论，《国秀集》选诗不仅表现出偏颇狭隘，而且疏误殊多，标准混乱，所选诗歌亦鱼龙混杂。确如宋人曾彦和《跋》所说：“然挺章所选，非 之比，览者自得之。”所以，显而易见，从《国秀集》中所表现的芮氏的艺术鉴别力实是无法让人恭维的。
首先，对诗人及其诗歌铨鉴失当，所选多非佳作。集中除少数边塞诗作尚较可取之外，其余多系颂圣之词、侍宴之乐、行旅之思和节物之慨，因而显少社会意义。尤令人惊异的是，其对“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5 ]的李白的诗歌竟一首不选，而编选者芮挺章、楼颖倒当仁不让，将自己的诗歌入选集中。因此“唐人所选诗选入编者本人之作”，“《国秀集》为始作俑者，而书中芮、楼二人所作，也甚平庸”[ 3 ] (P62) 。更有甚者，芮挺章还将明显带有宫体遗风的诗歌，如梁 的《观美人卧》、张谔的《歧王美人》等也选入集中，确乃未分良莠、显失水准。
其次，标准混乱，所言和所选未能相称。如前所述，楼颖《序》中明言：其选诗要求“风流婉丽”、“取其顺泽者”、“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然而，所选王昌龄5 首诗，绝大部分与此标准、要求相背。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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