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王昌龄五古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恰如许学夷于《诗缘辩体》中所言：“王昌龄五言古，时入古体，而风格亦高，然未尽称善。”我认为许氏的这一评价是十分中肯的，符合王昌龄五古创作的实际的。客观地说，王昌龄的五古创作，如上所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无论就其内容的广泛性、思想的深刻性抑或是艺术的独创性而言，都与其七绝创作存有明显的差距，其中还不乏疵类甚或平庸之篇。例如，其除如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指出的“平韵者间杂律体，仄韵者亦多忌‘鹤膝’”等声律方面的缺点之外，另，有些诗篇常表现出含蕴不够而真露有余，颇异于其含蓄婉转的七言绝句[9 ] 。特别是前述一些表现佛道禅理的诗歌，有的似变成佛道教义的枯燥说教。如“金色身坏灭，真无性无主”[ 10 ] (《诸官游招隐寺》) ；“真无御化来，借有乘化归”(《香积寺礼拜万回平等二圣僧塔》) 等等，几同禅家偈语，难觅诗美。同时，在内容上还时见颂上歌德的谀词之作。如“土德三元正，尧心一国同”(《夏月花萼楼酉甫宴应制》) ；“清乐动千门，皇风被九州”(《放歌行》) 等等，虽未必尽出诗人之本心，却亦有玷诗格。因此，在七绝的创作上，如果说王昌龄是一位成就辉煌的大家的话，那么，他在五古的创作上则仅为较有成就的作手。由此可见，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条件上，王昌龄均不具备以五古获当时之诗名的现实可能。
再次，从盛唐时期七绝大量入乐、梨园伶官争相传唱的情况来看，王昌龄等七绝名家的诗作在当时即广为流传、声名远播。
据唐薛用弱《集异记》记载：开元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偶见梨园伶官十数人饮宴聚会。一会儿乐声大作，继有妙龄歌伎竟唱新曲。三位诗人因私约曰：平时虽各擅诗名，然每难分高下，今但以诗入歌词多者为优。结果，王昌龄被入歌词者有两首，即“寒雨连江夜入吴”(《芙蓉楼送辛渐》其三) 、“奉帚平明金殿开”(《长信秋词》其三) 。高适和王之涣被入歌词者各一首，这就是著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在此，笔者无意于单纯地仅以王昌龄等三位诗人的绝句被入歌词的数量来说明问题，从而得出结论。而我想借以说明的主要是如下两点：第一，盛唐时期的绝句，特别是七言绝句，已有被大量入乐的事实；第二，王昌龄等绝句名家的诗作不仅被诸管弦，而且还更受时人的青睐。诚然，《集异记》所载，尚属小说家言，未足全信。然而，盛唐时期的乐工多取当代诗坛诗人创作的著名绝句，尤且是七言绝句入乐，却是不争的事实。
众所周知，盛唐时期政治开明、经济繁荣，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丰富多彩，音乐则更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享受。故嗜好音乐已蔚为社会风气。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玄宗本人即精通音律，酷爱音乐。亲自整顿了皇家音乐机构，分设太常、梨园、教坊。而音乐歌舞的蓬勃发展，又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歌词的产生。因为旧的乐府或已亡佚，或已不能适应新的乐曲需要而渐遭淘汰。其时，新歌词一个重要的来源之一，即为诗人创作的绝句，尤其是七言绝句。前述《集异记》所载的“旗亭画壁”的故事即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所以，宋代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盖常俗也。”即今所知，当时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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