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有人会问：难道王昌龄独独只向生徒讲授五古作法而不讲授其他诗体的作法? 如果是，不也正说明王昌龄推重的就是五古吗? 的确，王昌龄既然在向生徒讲授作诗之法，必不会只讲五古一体的做法，也当传授其他诗体的做法。那么《文镜秘府论》何以未予录存呢? 今本《诗格》又缘何不见记载呢? 对此，笔者因蔽于所见，加之确因历史久远，资料散佚，故一时尚无从确考。不过，我认为以下两点关涉颇大，或可备一解：第一，众所周知，《文镜秘府论》乃是日僧空海于德宗贞元20 年(公元804 年) 来唐求法、学成回国后，以新获王昌龄《诗格》、皎然《诗议》、元兢《诗髓脑》及崔融《新唐诗格》等书编撰而成。而空海来唐时，王昌龄已故去几十年之久。可能于这几十年的时间里，《诗格》在流传过程中已有部分内容散佚，因而空海未及目睹王昌龄《诗格》的全貌，故有此况；第二，或可当初空海在编撰《文镜秘府论》时，对王昌龄《诗格》的内容主观上即未欲全部收录，而是有所选择、应需所取。故如今从《文镜秘府论》中只能见到王昌龄《诗格》的部分内容。当然，或尚有其他原因。不过，无论为何种原因所致，以下几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其一，《文镜秘府论》中所收录的有关王昌龄诗论的内容，并非是其原《诗格》的全部内容，而是部分地摘引[6 ] 。其二，今本《诗格》，也非王昌龄原著的全部内容，其中已有后人的窜改增益[6 ] 。其三，地卷“十七势”和南卷“论文意”等确是王昌龄向生徒传授作诗取势、立意的方法时讲述的内容，且是其讲授的各种诗体作法中之一种。由此可知，王昌龄所举自己或他人诗句，只是其向生徒进行正常的作法传授时的举例印证，同时，列举时又文体不一、作者众多、正反例皆有，这就充分说明其并非意在推崇自己的五言古诗。
二
笔者认为：王昌龄获当时之诗名乃因七绝而非由五古。其理由如次：
首先，从王昌龄对七绝创作投入的精力、倾注的热情和取得的成就来看，他乃是盛唐诗坛上心倾七绝、专力于七绝的创作并取得空前成就的第一人。进入盛唐以后，七绝的创作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数量迅速增加，艺术上亦日臻成熟。而在这其中，大力用七绝创作，并使之神固气完、奠定其在盛唐诗坛上独立地位的，王昌龄确是极有力者之一，同时，也是专力于七绝的创作而取得杰出成就的第一人。
如上所述，王昌龄所存诗歌中，七言绝句即近80 首，是其创作的各体诗中最多的。且不仅数量颇多，亦内容广泛；举凡从军、出塞、狩猎、劳作、怀古、赠别以及闺思、宫怨等等，他都以七绝来加以表现，确乃达到了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的境地。不仅如此，他还于其中创造出鲜明生动的形象和深邃幽远的意境，并表现出或雄浑、或含蓄、或清空、或悲壮、或幽怨等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因此，无论从反映社会生活的广泛性而言，还是从表现艺术的独特性、风格的多样性而言，王昌龄都不愧为唐代乃至整个诗歌史上的“七绝圣手”。在七绝创作上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诗人，在他之前从未有过；与其同时代的，也仅有李白一人可与之比肩，并从而形成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再往后，实无出其右者。对此，骆礼刚先生本人也曾给予充分肯定：“王昌龄则是梁陈迄盛唐以来，第一个有意定：“王昌龄则是梁陈迄盛唐以来，第一个有意识用大力创作这种短诗，取得了辉煌实绩的诗人。他在七绝这种诗体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创造天地，”“给当时的诗坛以积极的影响。”[ 7 ]一方面，王昌龄为推动七言绝句创作的发展、奠定七绝在盛唐诗坛上的独立地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正是七言绝句这一诗体成就了王昌龄，并奠定了王昌龄在盛唐诗坛的较高地位。
其次，从当时诗坛五古创作的诗人群落及地位来看，王昌龄不具有以五古获当时之诗名的主客观条件。与七绝产生较晚、成熟稍后、名家亦相对较少不同，五古的创作则源远流长、历史较久。并且亦诗人辈出，群星璀璨；名作迭现，百花竞艳。且不论汉魏六朝时的名家林立、佳作繁多，即就唐初迄盛唐而言，五古名家亦数不胜数。对王昌龄来说，既有陈子昂、“四杰”及张九龄等名家于其前；更有李、杜两位大家于其后；也有王、孟、高、岑诗坛俊彦、五古高手与其同时。再仅就盛唐时期五古创作的流派而言，其既有以高适、岑参、李颀、孟云卿等为代表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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