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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一旦写成，残缺的生命顷刻间变得微不足道，轻如鸿毛。《报任安书》说到这里几乎是呼喊：“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凭着《史记》宣称自己已经洗刷了苟活的耻辱。书已经藏在了能够藏的地方，托付给了值得托付的人，现在就是被杀一万次（案“戮”多解为“辱”的通假，然本字可通，无须别解），又有什么可以悔恨的！这难道不是对有权杀人者的挑战吗？全文最后一句更是说得清楚：“要之死日，是非乃定。”这是与朋友相约共死，要告诉他死不足道，可以不必以死为憾；而就自己的生死而言，这也是对权力者的宣言。总之只有理解这句话，我们才能够理解这封信整体的笔调。
班固为司马迁写传没有记录他的死，只是在赞语中惋惜他不能明哲保身；东汉卫宏《汉旧仪注》则说他“有怨言，下狱死”。《报任安书》即是“怨言”，“下狱死”也合于武帝好杀的性情，卫宏应该有他的依据吧。《史记》一书后来经司马迁外孙杨恽之手开始传布，而杨恽又被宣帝处以腰斩，是否因为《史记》的缘故则各说不一。要之，西汉皇室与司马迁一家的怨仇，可以算是很深。
要说汉武帝当然是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的人物，一个重要的影响便是苏辙所说：“西汉自孝武之后，崇尚儒术，至于哀、平，百余年间，士之以儒生进用，功业志气可纪于世者，不过三四。”（《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在他的手里社会思想的生气遭到扼杀，“倜傥非常之人”逐一凋零。但那时至少还有司马迁，人们追怀司马迁不仅是因为千古不朽的《史记》，也因为他以思想和人格宣告世界未见得会被厚颜无耻的谎言彻底淹没，权力未见得无所不能，正义未见得一无所成。
算来孟子做中国的“亚圣”资格很老，但因为他说过“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之类犯上的话，明太祖朱元璋便大怒道：这老头要是活到今天，还想有命吗！有趣的是，这并不是身居高位者才会有的念头，现下编“历史”成“剧”的场景里，我们也看到名唤“司马迁”的出场人一脸惶恐跪领雄主轻浮的恩典。不过，有人愤斥这是对权力者的谀谄，我却觉得不尽然，这恐怕更多是编造者自溺的梦思。对此多说无益，他们自己玩自己，关人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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