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安的结怨;他可以写许多方士之虚玄弄鬼,但也可以写灌夫之使酒骂座;他可以写坚忍狠毒的伍子胥,但也可以写温良尔雅的孔子;他可以写将军,可以写政客,可以写文人,可以写官僚,又可以写民间的流氓大侠;这些人物也有为他所痛恨的,也有为他所向往的,但他写时却都是一样不苟,他只知道应该忠实于他的艺术而已。有些场面,在读者或者已经忍不住恐怖或悲伤了,但他冷冷地,必须把故事写下去。他很巧妙地把他的主观意见和客观描写分开,对于前者,他已经尽量地划出,写在本文之外,而归入赞或者序里。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三点是发展性,那就是一个人物的性格发展,或者一件事情的逐渐形成。他又做到了。他写的李斯,是如何一步步下水,如何为了官禄地位,而和赵高合作,又如何终于为赵高所卖,那是写性格发展之最佳的例证。他写的魏其、武安之逐渐生怨,而灌夫之使酒骂座之逐渐爆发,这又是写事态的发展之最好的标本。他善于写一事之复杂的因素,以及这复杂的因素之如何产生一种后果。
最后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在造型性。这更是司马迁所拿手,他天生有种对事物要加以具体把握的要求。诸侯之没落,他是说他们或乘牛车;国家的富庶,他是说仓库里的米已经腐烂,而穿钱的绳子是已经坏掉了。他写女人就是女人,骊姬、郑袖都纯然是女子的声口;他写英雄就是英雄,项羽是典型的青年男性。他写的冯唐,绝对是一个老人;他写的公孙弘,绝对是一个精于宦途的官僚。他写的李广,定是一个在性格上有着失败的悲剧的人物;他写的周勃,便又一定是一个粗鲁无谋的勇夫。
同样难得的是,他之写成他的史诗并不是专在谨细上用功夫,而在于他善于造成一种情调,一种氛围。他同样写战场,韩信作战是军事学识的运用,项羽作战是凭才气,而卫将军、霍去病和匈奴作战那就是凭运气了,这三个不同的战场,司马迁都能分别地写成不同的氛围。他同样写失意,写项羽之败是由于太刚必折,写李广之败是一个才气不能发展的人之抑郁,写信陵之败却是一个没受挫折的人之逢到不可抵抗的打击;而屈原之败,则仿佛哀怨无穷;孔子之败,却又似乎始终屹然而立了。这些浓淡不同的阴影,便都系诸司马迁所造成的情调。
文学家之造成情调,是要归功于他之控驭文字的能力的,那就又不能不让人想到司马迁之运用语汇的从容,以及遣词造句之创造的气魄了。
就抒情方面说,司马迁也许是一个最主观的诗人,但就造型艺术说,司马迁却能尽量地维持他对于艺术的忠实,于是中国便有了无比的史诗性的里程碑──《史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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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经称赞《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本文的作者又把《史记》比作“中国的史诗”,认定司马迁是伟大的“抒情诗人”。他们的着眼点都在于《史记》中呈现的抒情诗般舒缓、壮阔的情调,在于《史记》中充塞的司马迁诗人般的真挚与激情。司马迁仇恨凶残、暴虐,谴责虚伪、狡诈,赞颂聪明、才干,称美耿直、善良,同情不幸者、失败者,他以如椽的壮笔全面、客观地记载了发生在他之前的漫长历史流程。
本文充满激情地赞美了司马迁及其生活的时代,让我们随着作者抒情诗般的笔调走近司马迁和《史记》,聆听“人类心灵的真正呼声”吧。阅读这篇文章后,试着查找有关资料,了解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具有怎样的特点。
积累下列词语
囊括缙绅倜傥风流求才若渴温良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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