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在后现代史学看来，所谓历史其实就像虚构的小说。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来看《史记》，尤其是书中许多精彩的细节乃至生动的人物对话等等，难道都是作者纯凭想象的“神来之笔”？要是这样的话，那又如何解释上世纪初王静安先生由考索出土甲骨文献后写出的《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论文，从而证明《史记》所述殷代世系确属可信之类的事呢？
朱：《史记》是司马迁根据他所掌握的史实材料作出的一个历史陈述。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地写得直接、明白，并且优美、可读。但后来的人一直不太承认他的准确。直至王国维的考证，才通过二重证据法，确定《史记·殷本纪》所述殷代先公先王世系基本可信。而近年陕西出土的二十九件西周青铜器中有关于西周孝王的铭文记载，又一次证实《史记》所述西周列王谱系是言之有据的。这表明，我们对《史记》中的历史陈述，包括那些细节描写、人物对话的真实与否，都不应该无端怀疑。作为太史令和受刑后的中书令，司马迁无疑能够看到当时宫廷藏书和档案材料，加上他游学的见闻和宦途交往，广泛了解历史遗存、人物踪迹和口头传说，使他据以撰写《史记》的素材，肯定包含随后湮灭的大量第一手史料。一个反证，就是历父子三人写成的《汉书》，“以论带史”，却对《史记》的历史陈述，有删改而无增补，还承认“其言秦汉详矣”。千年后人们不断重写秦亡楚败汉兴的那段历史，竟用《汉书》质疑《史记》，恰好表明彼辈同样陷入“以论带史”的怪圈。
至于西方后现代史学的说法，恐怕和他们的史学传统有关。比如稍晚于孔子的“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他的观点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只是告诉别人曾经有人说过什么，而不必为这些说过的什么是否正确负责。但中国史学从孔子开始就很重视材料是否足征，讲求征而后信，强调多闻阙疑。这也是司马迁讲历史与先辈的一种共识。这种传统，对世界史学，也可以说是一种重要的贡献。从十九世纪初的黑格尔起，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没有历史哲学。这话又对又不对。从司马迁到司马光，寓论于史，谁说中国中世纪没有历史哲学？但明清以来，统治者只许以君主的种种陋识统死全国的思想。例如清代的所谓乾嘉史学，最终与经学一样，被驱赶到狭小的考据天地，体现出权力干预的可怕。然而即使是乾嘉史学，出发点也是疑古，借口“六经皆史”，将怀疑的矛头直指构成意识形态基石的儒家经传及其历史依据，谁说那时的学者重“器”不重“道”？
历史研究，不能用逻辑推理来代替历史本身的研究。通观现在的史论，既不理会近代西方史学的逻辑思维，又不了解中国史学求真征信的传统，从某种程度上已陷入邯郸学步的窘境。
因此，需要重申马克思强调的逻辑和历史的一致。马克思所代表的，当然也是一种西方的传统。但在方法论上，我以为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陈：其实，从历史上看，有关司马迁其人其书，好像一直是纷争不息的话题；而从近世以来的学术研究来说，也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点。那么，我们今天到底应该以怎样的思路和方法来深化对其人其书的认识和理解？或者说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朱：首先，不能只停留于那些空洞、肤浅的赞美，或者同样皮相的质疑或批判。我还是固执陋见，以为对历史，除非已知“是什么”，就很难质疑“为什么”。比如对司马迁在史学编纂上的开创性，虽然一直在讲，但他如何开创？原创性的表征为何？迄今缺乏实事求是的见解。又由于长期以来过细的专业分工，我们这些人文学者，往往既不懂自然科学，又不善于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常常抱残守缺，以袭取百年来陈说为能事。当然，更糟的是跟风，以揣摩时尚的流行色为能事。以此论司马迁，没有不堕入伪史学窠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