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西方后现代史学的说法，恐怕和他们的史学传统有关。比如稍晚于孔子的“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他的观点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只是告诉别人曾经有人说过什么，而不必为这些说过的什么是否正确负责。但中国史学从孔子开始就很重视材料是否足征，讲求征而后信，强调多闻阙疑。这也是司马迁讲历史与先辈的一种共识。这种传统，对世界史学，也可以说是一种重要的贡献。从十九世纪初的黑格尔起，西方学者常说中国没有历史哲学。这话又对又不对。从司马迁到司马光，寓论于史，谁说中国中世纪没有历史哲学？但明清以来，统治者只许以君主的种种陋识统死全国的思想。例如清代的所谓乾嘉史学，最终与经学一样，被驱赶到狭小的考据天地，体现出权力干预的可怕。然而即使是乾嘉史学，出发点也是疑古，借口“六经皆史”，将怀疑的矛头直指构成意识形态基石的儒家经传及其历史依据，谁说那时的学者重“器”不重“道”？

　　历史研究，不能用逻辑推理来代替历史本身的研究。通观现在的史论，既不理会近代西方史学的逻辑思维，又不了解中国史学求真征信的传统，从某种程度上已陷入邯郸学步的窘境。

　　因此，需要重申马克思强调的逻辑和历史的一致。马克思所代表的，当然也是一种西方的传统。但在方法论上，我以为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陈：其实，从历史上看，有关司马迁其人其书，好像一直是纷争不息的话题；而从近世以来的学术研究来说，也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点。那么，我们今天到底应该以怎样的思路和方法来深化对其人其书的认识和理解？或者说还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朱：首先，不能只停留于那些空洞、肤浅的赞美，或者同样皮相的质疑或批判。我还是固执陋见，以为对历史，除非已知“是什么”，就很难质疑“为什么”。比如对司马迁在史学编纂上的开创性，虽然一直在讲，但他如何开创？原创性的表征为何？迄今缺乏实事求是的见解。又由于长期以来过细的专业分工，我们这些人文学者，往往既不懂自然科学，又不善于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常常抱残守缺，以袭取百年来陈说为能事。当然，更糟的是跟风，以揣摩时尚的流行色为能事。以此论司马迁，没有不堕入伪史学窠臼的。

　　第二，要注意历史研究决不等同于“传统国学”。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传统。司马迁的《史记》，不是为皇帝写的，他想写出历史的真实。这样的历史，与别人包括皇帝在内喜欢不喜欢、书中揭露的那些史实是否中肯，是两回事。因此，说司马迁如何如何进步，其《史记》具有人民性、进步性等等，这类论调之所以很难获得史学史家的认同，理由也许在彼不在此。

　　第三，是必须注重史实的考信。有人把对材料的不重视归咎于五四，这是错解。真正怀疑《史记》述古真实性的，是《古史辨》学派。他们的见解，其实源于魏源、康有为等晚清今文经学派。还在清末民初，章太炎等已批评这班疑古论者的方法论错误，强调历史研究必须注重史实的有据、考信。随着甲骨金文研究和殷墟发掘提供的史料，连《古史辨》的实际首领胡适，也不得不声明要转而“信古”。时过八十年，那些满脑子历史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论者，从中获得怎样的教训？难说。

　　第四，司马迁的《史记》不仅遣词造句十分注意准确，而且行文明白流畅，描述生动优美。他总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实例来得出结论，而不是抽象地高谈理论。这一点，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恐怕就很少能及得上。

　　是否可以这样说：司马迁离我们很近，但又很远。说近，是因为我们今天读他的书，都会感到亲切，都能得到启发，他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说远呢，在我们的历史研究中，却往往会忽视甚至违背那些应该注意的准则。因此，就史学史的历程来看，至今还没有出现堪与《史记》媲美的作品。即使像司马光《资治通鉴》那样的历史巨著，倘看编纂形式的原创性、历史见解的突破性，都只好说远逊于《史记》。我决不以为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不可超越，我只想指出，司马迁不明不白地从历史上消逝，距今两千一百年了，我们的史学论著，无论从体系、形式、内容到见解，都应该超越司马迁；而且在具体史实的把握上，早已超越了司马迁。但为什么时至世纪更迭，中国史学还必须认《史记》为丰碑，找不出一部史著堪与《史记》比肩？那原因，或许正与《老子》、《论语》至今仍在域内外走红一样，在彼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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