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文艺的倡导者和杰出的语言学家

　　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艺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猖狂，国民党统治愈加腐朽的历史背景下发生

的。人民群众被旧的文艺所包围，其内容大多不脱武侠、剑仙之类的荒诞迷幻，以及因果报应、安贫乐道

、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之类的说教劝戒。这种反动的“大众文艺”、“通俗文学”，经常被地主资产阶级

利用来腐蚀劳动人民，麻痹他们的斗志，消弭他们的反抗。新的革命文学家，与广大群众隔离；新的文艺

作品，日趋倾向于欧化，因而不能为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既然承认文学的阶级性或

革命倾向性，那么，它必然要求文学大众化，必须让文学为大众所懂得，所接受，所爱好。否则就无法实

现革命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利器的根本任务。
　　革命文学家，历来重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早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的讨论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1930年左联成立前后，左翼文学界又开展了一次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这次讨论主要是探讨大众文艺的

形式问题，引起比较普遍的注意，但许多问题还没有接触，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1931年以后，瞿秋白重

返文艺战线，以极大的注意力，深入地研究文艺大众化问题。1931年5、6月间，他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学阀万岁！》，提出文学革命的问题。9月，写《乱弹》，由中国文学史的演变发展，揭示出文学

艺术早先来自平民，逐步为少数统治者所霸占，而最终仍将重新属于人民的规律。
　　“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一二八”上海战争期间，瞿秋白写《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

争》、《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两文，指出：“革命文艺的大众化，尤其是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创造，更加

是最迫切的任务了。”①“革命的文艺，必须‘向着大众’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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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9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同上书，第914页。

　　在瞿秋白的积极推动下，到1932年夏又有第二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这是4月25日，瞿秋白在左

联理论性的机关刊物《文学》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1931年10月写），6

月10日又在《文学月报》创刊号（《文学》半月刊被禁后创办的左联机关刊物）上发表《论文学的大众化

》，对上文作了补充和发挥。《文学月报》的编者，可能认为瞿秋白提出的问题很重要而又很复杂，所以

就约请许多人来参加讨论。茅盾应邀用止敬笔名写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一文，以后周起应（周扬）、

何大白（郑伯奇）、田汉等人都发表文章参加讨论。在一年多时间里，《北斗》、《文学》半月刊、《文

学月报》等刊物发表不少文章，连续不断地讨论文艺大众化。左翼作家在这时所写的分析革命文学其它问

题的文章，也常涉及大众化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一时形成热潮，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注意

的中心。瞿秋白后来又写了《“我们”是谁？》、《欧化文艺》、《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论翻译》

等文，以及一些书信形式的手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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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目前见到的有致新兄、伯新兄、迪兄、岚兄等五封书信手稿。

　　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的研究和讨论中，付出的精力，撰写的文章，比之其他文学问题都要多得多。并

且，比之其他左翼作家，他的论述，也最有条理，最为深刻，最富有创造性。“在现代文学史上，正是瞿

秋白，第一次明确提出：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他还初

步阐明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向工农大众学习，转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他承前启后

，既坚持和深化了早期共产党人关于革命文学的主张，又为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工农兵方

向的提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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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王铁仙：《瞿秋白论稿》，第106—107页。

　　三十年代初，中国文艺运动的状况如何？瞿秋白尖锐地指出：“普洛文艺一般都应当是大众的，难道

有‘非大众的普洛文艺’？然而不然！居然有！”①瞿秋白认为，在题材和内容上，新文学的题材狭小，

内容贫乏，始终脱不开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新文学的作家们所写的作品，“只是限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描写

”②，诸如失恋，家庭冲突，三角恋爱，稿费太少，上海的亭子间生活，北京的小公寓生活，等等。而对

“乡下佬‘上城’的问题，穷人想赖债的问题，丘八想回家的问题”则很少涉及③。革命文学运动也沿袭

老路，与大众隔离着。一些革命作家眼中的“民众文学”，不过是“洋车夫文学和老妈子文学”，只用“

浅薄的人道主义”，“来可怜洋车夫老妈子，以至工人，农民”④。在语言方面，瞿秋白认为，虽然五四

时期的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提倡白话，反对文言，使白话成了文学语言的正宗，比之文言接近了人民大众的

口语，但并不是大众化的。早在1923年由苏俄回国后瞿秋白写《荒漠里》一文就指出：“中国的现代文还

没有成就”，“‘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都还没有着落”，使群众的精神生活陷在荒凉的沙漠里⑤。

他叹息地问道：“唉，中国的新文学，我的好妹妹，你什么时候才能从云端下落，脚踏实地呢？”⑥这个

看法，瞿秋白在八年之后，即1931年他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和《学阀万岁！》等文时，依然没有变化

。他承认五四文学革命后，文学作品的语言较之文学改良运动的“旧式白话”有所进步，是“新式白话”

；少数优秀作家已在运用真正白话进行写作。但他认为，大多数作品使用的仍不是真正的白话。他说：“

记得当初五四运动的时候，胡适之有两个口号，叫做‘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现在检查一下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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