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文学革命的成绩，可以说这两个口号离着实现的程度还很远呢！现在的新文学，还说不上是‘国语’的

文学，现在的‘国语’，也还说不上是文学的‘国语’。现在没有国语的文学！而只有种种式式半人话半

鬼话的文学，——既不是人话又不是鬼话的文学。亦没有文学的国语！而只有种种式式文言白话混合的不

成话的文腔。”⑦瞿秋白挖苦地指责用这种文腔所作的文学，是“骡子文学”。他说，“因为他是‘非驴

非马’：——既然不是对于旧文学宣战，又已经不敢对于旧文学讲和；既然不是完全讲‘人话’，又已经

不会真正讲‘鬼话’；既然创造不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又已经不能够运用汉字的‘旧中国文’

。这叫做‘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⑧这段话，虽然失之过激，但

却指出了五四新文学的缺陷。有一次，茅盾和瞿秋白相遇，茅盾问他：“难道你真认为‘五四’以后十二

年间的新文学一无可取么？他回答说：不用猛烈的泻药，大众化这口号就喊不响呀！那么，他自己未尝不

觉得‘五四’以后十二年间新文学不应估计太低，不过为了要给大众化这口号打出一条路来，就不惜矫枉

过正。但隔了一年，在论‘大众文艺问题’时，他的主张就平稳得多了。”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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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610—6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④《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⑤⑥《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30、2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⑦《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6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⑧同上书，第596页。
　　⑨茅盾：《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人民日报》1949年6月18日。

　　大众化问题的深入讨论，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郑伯奇用何大白的笔名发表了《大众化的核心》一文

，把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与工农大众对立起来。何大白写道：“我们的方法错误了么？不是。我们的口号

太高了么？不是。我们的文字太难了么？不是。”①何大白认为文艺大众化迟迟不能实现，困难很多，而

“第一重困难在大众自己，就是大众对于我们的理解有没有相当的准备。”②这种看法，在当时小资产阶

级革命作家中具有代表性，“充分的表现着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态度，蔑视群众的态度”③，因此，应当

加以批评。瞿秋白立即写了《“我们”是谁？》一文，指出新文学之所以不能实现大众化的主要原因，在

于小资产阶级作家蔑视大众，好为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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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何大白：《大众化的核心》。转引自瞿秋白《“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

8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何大白：《大众化的核心》。
　　③同上书，第878页。

　　他说：
　　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两三年来除出空谈之外什么成绩也没有！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普洛文学运动

还没有跳出知识分子的“研究会”的阶段，还只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不是群众的运动。这些革命的知

识分子——
　　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还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教师，而根本不肯“向大众去学

习”。因此，他们口头上赞成“大众化”，而事实上反对“大众化”，抵制“大众化”。何大白的这篇文

章就暴露出这一类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这使我们发现“大众化”的更深刻的障碍。——这就是革命的文学

家和“文学青年”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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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同上书，第875页。

　　瞿秋白的批评，使郑伯奇感到不舒畅。为此，瞿秋白通过夏衍，约郑伯奇进行了一次长谈。据郑伯奇

回忆说：记得在旧名爱文义路北面一条横街口的一个弄堂里，有一所清静的院落，在那里我会见了瞿秋白

。他是比现在的画像稍显苍老的一个颀长的中年人。他穿着中国式的长衣。房子里只有我们三人。他态度

很宁静和蔼，细心地导引着我谈话。他把我的话用他独特的拉丁化的文字记在他的笔记本上。他也对我发

表了较长的谈话。在那样白色恐怖最厉害的环境之下，我们还谈了一个多钟头。因为当时我那样混乱的思

想情况，对于瞿秋白给我的殷勤指示自然领会很少，但也有了一些认识。我认识到方法有错误而文字太艰

深。我感觉到应该学习活的语言和大众爱好的民间形式。后来我曾提倡口头文学主张研究民间文艺就是从

这样感觉出发的。①
　　瞿秋白认为，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关键是革命的文艺要向着大众；革命的作家必须“要到群众中间去学

习。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去学习。”“不要只想群众来捧角，来请普洛文学导师指导，而要……受受群众的

教训。”②他指出，向群众学习的方法是深入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去观察，了解，体验那工人

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天地。要知道：单是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是

不够的，还要会象无产阶级一样的去感觉。”③尽管瞿秋白这里所说的“到群众中去”，还不是指直接到

群众的广泛的生活和斗争实践中去，而是指到群众进行文艺活动的场所，即到那些说书的、唱小调的、卖

胡琴的、摆书摊的地方，但他要求革命作家要有无产阶级的感情和感受方式的见解，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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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郑伯奇：《回忆瞿秋白烈士》。《忆秋白》第320页。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2卷，第872—8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出版。
　　③同上书，第873页。

　　瞿秋白十分重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认为这是最迫切的先决问题。中国有广大的识字不多的工农群众

，必须建立能够为他们所需要的“现代普通话”、“真正的白话”。其标准是“读出来而听得懂”①。语

音，大致同于北京官话；用词，尽可能使用白话原有字眼；句法，不排斥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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