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喜东在《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一文中曾言：

“她搞过“四清”或过问过的单位，直至县一级，“四清”结束后都来了一个干部大换班。新城县原有七个常委，四清后仅留一个，公社一级的干部（正副书记、社长）撤换了50多名，占全县这一级干部的73%。”

在干部受打击迫害的同时，受冲击的群众也不在少数。据桃园统计，当地群众放包袱（交代问题，然后过关）512个，“受教育”者达95％。

高镇小学有4个教师，没有什么问题，王光美却对工作队员说：“小学教师在咱们村里有问题，照样要搞，在哪村，就在哪清。”结果写了检查，跟四不清干部一道训话，逐个检查，有一个教师与村里的干部联系较多，工作队员硬要他检查阶级路线问题。这个教师认为无需检查，工作队员以让他到社员大会上检查来吓唬他，吓得这个老师大哭。

王光美在定兴县周家庄“四清”，进村三天就说：“支部烂掉了，干部都有贪污。”王光美把周家庄的饲养员、车把式、副业组长，统统作为四不清对象，使一个300多户的村就有120人被整。”

“四清”运动搞得过火，首先与当时中央领导人对基层形势的判断有关。毛泽东曾在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则接过来说“三分之一恐怕都打不住”。

另一个方面则与刘少奇长期在白区的斗争经验有关。刘少奇在布置“四清”运动时，工作组秘密扎根串连的方式带有不少地下党员深入白区的习惯，表现出对于农村基层干部明显的不信任。

毛对“四清”发动群众的方式极为不满，他理想中的群众运动是由群众自发的、以大辩论、大暴露的方式进行，而刘则是通过由上级工作组牢牢掌控程序、节奏的群众运动。毛、刘的分歧在1965年1月公开化。黄铮的《王光美访谈录》中提到了毛对刘少奇“四清”的批评：

他说：一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集中很长时间学文件，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连，使运动冷冷清清，是搞了繁琐哲学、人海战术。他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主席转脸对少奇同志说：“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毛、刘的分歧最后有了结果：刘少奇被宣布为党内最大的赫鲁晓夫。

毛、刘曾各自捧《宪法》
毛与刘的明显分歧出现在1962年，年初的7千人大会，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借农民之口称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令毛感觉非常不快。毛自此次会议后退居二线，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为解决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刘少奇虽未明确表态赞成部分地方基层自发出现的“包产到户”，但暗中持默许态度，毛回北京后，刘向毛汇报建议“包产到户”，毛怒道：“你急什么？为什么不顶住？叫我回来，你压不住阵脚了？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按照毛泽东日后对胡志明和斯诺的透露，毛准备打倒刘少奇的想法出现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首先是两人观念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一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运动的搞法。另一方面是刘的权威在“四清”过程中越发显赫，毛感到了一种迫切的危机。

1964年8月１日，刘少奇在毛泽东未出席的一次大会上的表现深深刺激了毛泽东，当时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就座后，刘才在周恩来的引导下登场。刘到主席台中央后，并未落座，而是背着双手在主席台上边走边说，他号召大家向王光美学习下到基层，最后严厉地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

在8月30日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毛一方面委婉地表达了与刘少奇不同意见，一方面又罕见地对此做了自我批评。

文革一个常被提起的故事，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批斗时手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我还是国家主席，宪法保证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在1964年1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讨论“四清”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劝毛可以不必参加，刘少奇则在毛讲话几次插话打断，毛泽东后来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泽东随后对陶铸夫妇说：“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余怒未消的毛在一个月后对到毛住处拜访的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打倒你。”

到了1966年毛亲自发动文革的群众运动，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毛泽东手中，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关于撤消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的万人大会上，刘少奇只能当着北京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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