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大家感受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作者之所以写一个有人格缺陷的英雄，是想从英雄的人格缺陷中要生发出一些什么东西来。他生发出来的就是魏淑兰。贺金柱的主要缺陷体现在他对魏淑兰的态度上。作者通过写这样两个人物的对立，实际上写出的是一个民间道德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一种对抗。贺金柱所有的愧疚都是从百草山来的，是民间的道德观念对他的一种制约，这种制约是没有办法的。他的父亲因为他离婚上吊了，这点让我非常震憾，这也是作者对民间生活一种非常深刻的理解，份量不是轻飘飘的。作者塑造的魏淑兰这个人物，和我们以前看到过的作品的人物是有很大区别的。以前往往是农村妇女对进了城负了心的男人是多么的宽容，但是魏淑兰对贺金柱却是一种恨，与他势不两立。他写出了一种民间道德的那种刚性。魏淑兰的抗争确实是很孤独的，最后连自己的儿子都弃她而去。当我们看到贺小虎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同情他，因为这就是现实。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能够把她自己的价值选择做到这种地步，这个人物是以前任何一部小说中没有读到过的。她不仅自己坚持，而且把民间这种对于事非、对于德行的一种认识传给了自己的女儿。这样的人物是西岳自己所独有的。小说中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样两个人物的对抗。作者通过对这种情感的描写，使我们看到这种民间的道德和社会主流的判断不时地纠缠着。
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季红真：
任何一种文体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功能。长篇小说就是把伦理兴衰的意义表现给人们看，从这一点上来说《百草山》的作者有意识地做了这么一项工作。作者一开始就想写一个传奇的英雄，写他一种传奇的经历。其次小说揭示了人与历史的关系，用小说帮我们来探寻这种关系。作者的成功不在于写出了主人公的传奇性，而在于他在这样一个传奇英雄的身上写出了个人的渺小，写出了两个伦理范畴的激烈冲突。一个政治的伦理，一个血缘的伦理。像这样一个英雄难过美人关的现象是中国文化一直想协调的现象。但是如果要想把血缘的伦理置换在政治的伦理关系中是很难整合的。作者在《百草山》这部小说里揭示的这么激烈这么深刻，这在以前的作品里是很少有的。作者在艺术上有他比较前卫的东西，他有一种精神分析的深度。《百草山》是一种生命之源的象征，和人的身体有一种同构的关系。
著名评论家、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志忠：
《百草山》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带着百草山的苦涩和清香，以及作者对农村生活的深切体验，摆在了读者面前。在这之前，同类题材的小说已有《我是太阳》、《亮剑》等，在这种已不甚新鲜的描写套路中，李西岳却写出了人们所关注的“这一个”。前者作品都是对主人公的人生轨迹追踪，而《百草山》中的贺小虎的设置，显然是深意藏焉，这位年轻人的在场和他与贺金柱的观察与评判，设立了一个新的角度，即是从儿子一辈人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父亲，而且是满怀敌意地看待自己的父亲。这样一来，贺金柱的自我审视和儿子贺小虎的审视，形成了交叉的相对性的目光，这也使作品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作品的第二个新意是对于贺金柱和乡村中婚姻伦理道德的判断中显示出来的迷茫和困惑，以这样复杂的目光看取本来就是复杂万端的有形无形的生活现象，由泾渭分明的善恶判断，拓展为苦乐悲欣交织纠缠的人生场景，这大概就是《百草山》深沉厚重、蕴涵丰富、杂草繁茂、良莠并生的一种印证。
著名评论家、武警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副主任丁临一：
如果放在军事题材文学的平台上论，《百草山》可以说是两代军人的成长史、心灵史，它深刻体现了时代与人性光彩的统一，作品达到了一种极端而又平民化的真实。作品用三分之一的复线写百草山，写百草山风云变幻、地域风貌和时代变迁，写百草山人的苦辣酸甜和悲欢离合，这是在其他军事文学作品中少见的，作者把较多笔墨用在百草山的目的在于，百草山是贺金柱、魏猛子、贺小虎等农民军人的根，是他们的魂，是这片人杰地灵而又多灾多难的土地孕育和滋养了他们，他们的命运自始至终与这片土地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联系。
著名作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坤：
《百草山》是近几年来难得一见的优秀军事文学作品，作者以一个军旅作家的气派和胆识，以冷静而不动声色的笔调，跨越历史时空的界限，精心打造出新世纪军事文学长廊中鲜明的英雄人物形象，作品气势恢弘，视野开阔，不虚饰，不矫情，不浮泛，不伪善，力透纸背，按生活的本来面目透析人物的本质，洞悉战争的残酷性和深刻的历史内涵。小说的总体风格雄浑博大，意境深远。在作者塑造的一系列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人物中，贺金柱的前妻魏淑兰是最值得同情的人物，她的命运悲剧，与其说是个人悲剧，毋宁说是历史的悲剧。正是有了贺金柱的存在，他的父母、妻子、儿女们，不约而同地肩负起自己幸福或不幸的命运，这就是小说的意义深刻之所在。（本文发言根据会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