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忠

　李西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百草山》，带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百草山的苦涩和清香，以及作者对于农村生活氛围的深切体验，摆在了读者的面前。这显然是一次很大的冒险——先是有《我是太阳》和《亮剑》等依照时间顺序描述出身于农村的青年人走入部队和战争之后，在战火里建功立业，在和平时期遭受跌宕命运的小说，后来又有《激情燃烧的岁月》这样专写军人感情和家庭生活的电视连续剧，在这样的前提下，写作《百草山》，的确是冒险犯难的。
　　为作家作出辩解，也许不很难。像贺金柱这样的老一代中国军人大都是从乡村大地走出来的，他们的经历也不外乎是浴血奋战、荣立战功，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和平条件下，则又面临着新的生活和思想情感难题。表现这一代军人的成长历程，大体都难以跳出如上所述的历史规定性。不过，我 更关心的是，在这种似乎已经不甚新鲜的描写套路中，李西岳所关注的“这一个”特征何在呢？李西岳想要对人们诉说什么呢？
　　如果说，前述诸多作品都是作品主人公的人生轨迹追踪，那么，《百草山》中的贺小虎的设置，显然是深意藏焉。这位年轻人的在场和他对贺金柱的观察与评判，设立了一个新的角度，即是从儿子一辈人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父亲，而且是从尚在娘的腹中就被抛弃了的儿子的角度，满怀敌意地看待父亲，让他对父亲的诸种言行进行近距离考察和批判，于是，贺金柱的自我审视，形成了交叉的相对性的目光，这也对观察贺金柱的人生道路，提供了年轻一代人的独特眼光。这样，前述作品中那种独断论式的叙述，对老一代军人的充分肯定，就遭到了来自儿子一代的质疑和追问。而且，虽然未必是自觉的，《百草山》从贺小虎走向军营的那一刻起，作品的格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在贺小虎自己，这也是一次心灵和感情的调整。他从深受母亲影响而对父亲贺金柱泞恶痛绝，到逐渐地接近和理解贺金柱的某些方面——他是无法完全认同于贺金柱的，否则，他将把含辛茹苦一生的母亲置于何处？我所遗憾的，是贺小虎的到场，来到军营现场，也来到贺金柱子与张敏的家庭环境中，可能是晚了许多，未能完成以作家的同时代人的目光看待父辈军人的重要任务。这倒不是要人为地拔高贺小虎的视点，让他提早降生人间，而是说，他完全可以像《红高梁》中的“我父亲”一样，在作品一开始就提前出场，将整个故事情景置于他的视线之中。不知道作者和读者以为然否？
　　《百草山》的另一种新意，是对于贺金柱和乡村中婚姻伦理道德的判断中显示出来的迷茫和困惑。贺金柱抛弃家乡的发妻，违逆了百草山人的伦理道德，也许会终生都不被家乡人所谅解。同时，家乡人对被抛弃的魏淑兰的同情，也显露也人们对贺金柱的强烈谴责和关怀体恤弱者的美德。在这一重意义上，贺金柱是以自己的喜新厌旧，背叛了流传悠久的民间道德。作出这样的判断，似乎轻而易举，轻车熟路。但是，《百草山》的深沉厚重，蕴含丰富，恰恰在于它没有简单地落入这种常见的窠臼中去。在贺金柱而言，他的停妻再娶，咬着牙断绝与留在家乡多年的魏淑兰的关系，与年轻美丽又有文化水准的张敏结婚，固然不值得提倡，但是，却有着其肉在的合理因素：一是在建国初期，老八路与女学生的结合和家庭重组，人们常常是从对男性的谴责入手的，却忽略了张敏这样的青年女性在特定时代中产生的英雄崇拜和在婚姻家庭上表现出来的豁达和新潮，忽略了她们对自身幸福的追求融入了英雄崇拜之中所造成的感情付出。在贺金柱而言，这种停妻再娶的行为，本身也是传统的道德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所谓“贫易友，富易妻”，在现实和传说中，是屡见不鲜的。在百草山而言，这种谴责负心郎的行为和共识，一种集体的道德义愤，一方面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迫使贺金柱的父亲没有脸面见人而悬梁自尽，另一方面，却又让魏淑兰也生活在众目睽睽的眼光之下，将她逼迫成了一座活的贞节牌坊，以至于魏淑兰与贺金柱的弟弟二柱在多年间生活的互助中形成情感的融合，却始终难于跨越那一道无形的门槛，难以实现常人所应当享有的爱情的权利，难以实现人性中最基本的感情和肉体需要的满足。在他们最终冲破一切顾忌，终于走到一起的时候，魏淑兰的突发重病，与其说是身体的猝妇疾病，还不如说是乡亲们无形的压迫和自己的精神崩溃所致。以这样复杂的目光看取本来就是复杂万端的有形的和无形的生活现象，由泾渭分明的善恶判断，拓展为苦乐悲欣交织纠缠的人生场景，这大约就是《百草山》杂草繁茂、良莠并生的一种印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