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我者谓我心忧——摘编自《旷野无人——一个癌症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
旷野无人。你的身、心、魂、灵散落迷失在死荫的幽谷。旷野无边无涯无日无月,你不在人世,你在旷野。有眼看不见,有耳听不见,有口无言。你摸索着,爬行着。你触摸过死魔的脸,那是一张轮廓俊朗的脸,清爽,光滑,结实,年轻,浮起微笑的唇纹。 癌症开过3次刀,做过4个半疗程的化疗。从2003年4月起至今,你一直要服用抗抑郁药:赛乐特、奇比特和佳乐定。你每天都会想到这句话:活着比死要艰难。 你每天要在脑海里反复抹去这句话。 常有人问:你在写什么? 什么也不写。 那你每天干什么? 心里说:我在竭尽全力——活啊!
我抑郁了?荒唐! 走进深圳北大医院这间精神卫生专科诊室很偶然。特诊部分诊台一个小护士说,医院最近有规定,开安眠药必须找精神卫生科的医生写处方。 真麻烦。李兰妮心想,如果要排队,就立刻走。但是,冥冥中早就注定了,此时,没有一个人来看病,医生正拥有富足的时间和悬壶济世的好心情。 李兰妮站在医生对面,她注意到诊台医牌表明这是个博士。 李兰妮(抢先声明):我不是来看病的。我想开点安眠药。我经常要吃安眠药。可是有些医院一次只给拿3天的药,到外面药店又买不到,请你给我多开点好吗? 李博士:我这里只能开7天的药。 李兰妮(颇失望地):那……你药量给我开大一些吧。安定我一次要吃2片。舒乐安定有一次我吃过4片。 博士一副吃惊、谴责的表情。 李兰妮:嘿嘿,那一次是吃多了。第二天在屋里走路都走不直,直往墙上撞,不会拐弯、直摔跤。 李博士:说说失眠症状。详细一点。 李兰妮心里嘀咕:多耽误时间啊,开几片药还要问半天。大概一上午都没病人来,博士总闲着对不起国家多年的栽培。 李兰妮:入睡困难。吃药也得一点多两点才睡着,到四点左右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所以药量一定要大一些。 李博士突然坐直了,头往前倾,两眼放光。好像缉毒刑侦员嗅到了可疑的气味。 李博士:持续了多长时间,这种早醒? 李兰妮:有……两个多月吧?不止。这一年多我睡眠都很差,总做恶梦。早晨醒来比没睡觉还累。 李博士:你不是一般的失眠。你最好做个心理测试。 李兰妮:别别……我只想开点药。 李博士:你听我说,早醒之后不能够再入睡,持续15天以上,就要小心抑郁症。抑郁症你知道吗? 李兰妮:抑郁症?就是说人很忧郁想不开是吧? 李博士:不完全是这种意思。这是一种精神疾病,病人至少有3种临床表现,早醒难入睡就是其中一项指标啊。当然,也有忧郁…… 李兰妮(立刻打断):我没啥可忧郁的。上不用养老,又没要孩子不用操心。我可以不坐班,没有工作压力,朋友一大堆。挣的钱够我自己花,我丈夫的工作……热门专业身体健康。我父母有我弟弟照顾,我弟是孝子,我很省心。 李博士:可是……衡量抑郁症…… 李兰妮(显摆地):我癌症开刀没掉过一滴眼泪。我知道自己癌症转移要做化疗,我没哭过。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非常非常乐观。我这种人怎么会忧郁?有个朋友说过我,她说李兰妮这家伙得了癌症一点不忌讳,像中了六合彩一样到处说。最近还有人问,是不是医院弄错了?李兰妮怎么比我们没病的人还精神啊? 李博士(突然插话):你是不是自控能力很强? 李兰妮:对呀。从小到大,我特别独立,特能自控。找我倾诉的人很多,但我没什么要倾诉的。有个同学半开玩笑跟我这么说,喂,李兰妮,每次都是我找你说一通哭一通,什么时候你也在我面前哭一哭啊,省得咱心里不平衡。其实,她不明白,我天生不爱哭。 李博士:这样更——危险。越能自控的人,就像一张弓,一直绷得紧紧的,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啪!就断了。白天你可以自控,夜晚潜意识就控制不住啦,所以你总是作恶梦。 李兰妮噎住了。她想起了一个梦。手术后不久,她做过一个梦,她在梦中对一个朋友哭着说:区区,我得癌症了!是的,哭过一次,在梦中。博士的说法不无道理。但是,由此界定这就是抑郁成疾,实在牵强可笑。 李博士:抑郁症还有两项硬指标,一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致来,你最喜欢做的事,莫名其妙不想做了;还有一点,脑子里有……有自杀的念头在转呀转。 李兰妮:我可没想过自杀!现在抗癌药进步多了,我不至于痛得要自杀。我跟主治医生也说过,绝不会让癌症吓死。认识我的医生都夸我心态很健康。我这人真的没啥可忧郁的,我要是有抑郁症,恐怕世界上一半人多都有这病。(笑)哪怕是全省人民都抑郁了,也轮不到我这种人。 然而,春节过后,我发现自己就连为回深圳而拾拣行李箱都做不好。大脑发出指令,躯体与神经系统连接不上,就像机器人电脑线路出了故障,起卧行走如同弱智梦游,心神涣散。非常非常疲倦,非常非常辛苦。失眠失眠失眠,恶梦恶梦恶梦,沮丧沮丧沮丧。没有起始,没有结束。 再到深圳北大医院精神卫生科诊室开安眠药。李博士说:你必须服用抗抑郁症的药物。 我说:我会考虑的。心里根本不信什么狗屁抑郁症。我要的只是安眠药。 但是,他提到的抑郁症3项临床症状有2项在加剧。我要找出一种病来,以证明我患的是这种病,而不是抑郁症。
童年的阴影 前些年,我写过一部中篇《十二岁的小院》,里面记录了一些童年的伤感故事。其中一章写了我和妈妈的冲突,还有妈妈打我的片段。当时我强调了自己对母亲的伤害、母亲对我的伤害。弟弟看过手稿后“告密”,妈妈立刻给我打电话,说我这是出卖她赚稿费。她还警告我:不许造谣,你要是这样写我,我就跳楼。弟弟也指责我,说我不孝,诬蔑妈妈。在弟弟的监督、审阅下,我把刺眼的字句都抹去了,我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埋进心底,尽量把母女厮打的过程加以粉饰,结果导致我一看到这一章,就极其厌恶写作的李兰妮。我讨厌这段粉饰过的虚伪的文字。在我内心记忆中,冲突是激烈的,伤害是深刻的,影响是恒久的。 在我所看过的国外精神病学、心理学家写的书中,不论是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还是瑞士人、加拿大人、新西兰人、伊朗人,他们都提到了童年期心理创伤对抑郁症病人的影响。 “迄今为止,我们还无法知道导致抑郁症的确切原因。但是,我们比较能肯定的是抑郁症的病因绝对不是单一的。我们认为,自然和人为双方面的种种因素都包含在其中。” 我得老实承认,尽管翻过一些书,但我仍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得抑郁症。抑郁症与童年有关,与家族遗传有关,与重病创伤有关,与生活紧张工作压力大、与大脑神经递质失衡有关……但是,在同样童年有阴影、有家族史、曾遭重创、压力紧张相似的十个人当中,为什么那九个没患抑郁症,而偏偏这一人重度抑郁呢? 前些日子,几个朋友一起聚会吃饭。我说起童年烙印,没等我把话说完,众人纷纷声讨:你以为就你童年缺乏安全感啊?你看过当妈妈的就在小孩子面前寻死吗?你知道幼年丧母的滋味吗?你懂得莫名其妙被父母憎恨的感觉吗? 我有好几位朋友,在童年时期都与母亲关系紧张。她们的母亲往往都是新中国第一代职业妇女,长得都有三分姿色,有一点儿小头衔,政治上求进步,业务上拔尖;在家里能当丈夫的家,是家里的第一把手;有点洁癖,公私分明,对外人比对自己儿女关心、和蔼。这好像已成了一个规律。 由此我想:这到底是母亲有毛病还是孩子有毛病?或是时代的毛病?中国有多少家庭存在这样的毛病?有人作过研究吗?估算过代价吗?一代人两代人的精神基因因此而有所改变吗?! 每一代儿女对父母都有怨结。时代不同,怨的程度也不同。可是每一代人都把深怨埋藏在心底。 此时,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对父母的怨恨已经化解了。因为我终于把长在心里的结石挖出来了。我这一代人,许多人和我有相同的经历,不是我们父母的错。但是,我们必须疏通情结,在精神层面释放这种压抑,亡羊补牢,为的是,减轻下一代、再下一代的精神负重。
心田的荆棘 李兰妮很讨厌“抑郁症”这三个字。李兰妮会得抑郁症?荒唐。荒谬。精神卫生科医生真能瞎掰,这种结论简直伤人自尊。 李兰妮最大的优点就是坚强乐观,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也不哭。从14岁起,什么医院没进过?手术室、运尸车、蒙尸布、太平间、红棺材,还有夜半哭丧的人、手术后严重破相的人、奄奄一息等死的人,还有,白血病吞噬的小女孩儿、化疗放疗后秃头精光溜光的老阿婆、尿毒症哀嚎骂声惊心的黑脸大妈、脸肿得像渗水浮尸的内分泌重症室阿姨……见得太多了,已经习惯了。 14岁开刀割血管瘤,我自己上手术台,自己在公路拦军车,没拆线就回到了几百里外的家。17岁我在广州部队医院一住半年,从国庆节到春节后,父母在粤北没有任何音讯。我没想过要哭,习惯了。9岁我就独立了。 22岁那年,我住在广州中山医学院附院的内分泌病区,同层楼面有肾科重病区,疑难杂症重病房。白天见病人死掉被运尸担架床推走是常有的事。我住的是小病房,靠窗病床住的是一个27岁的大姐姐。 头一个半夜,凄厉的哭声骤然响起,是孤儿寡母的哭声,很揪心。第二天更晚的夜里又有人哭,听起来像是父母哭儿子。走廊里有护士的说话声,说什么人哭得晕过去了。黑暗中,大姐姐不知什么时候起来了,双手交叉紧抱肩膀站着听。透过蚊帐,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 我轻声说:“大姐姐,你怕不怕?”过了好一会儿,大姐姐突然说:“他们都有人哭。我死了谁哭我?”我傻乎乎地说:“你有你爸爸妈妈哭啊。我才没人哭呢。”大姐姐不说话,摸索着缩回蚊帐里。我呆望着窗外清淡的月光,忽然悲从心头涌起。我要是今晚死了,真的没有人哭我。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他们想过我吗? 鼻子发酸了,眼眶湿湿的。这对我来说是极其罕有的。我用手把眼泪揉了出来。那个夜晚我很需要哭一哭,我想流泪让心里别再堵得慌,但是眼泪只有一点点,仅够湿湿眼眶,不够攒成泪珠往下掉。我想起小孩子哭,都是叫着“妈妈呀”,越喊越是满脸泪。我无声地做了个口形“妈妈呀——”,感觉怪怪的,心里更加堵得透不过气。我又试着无声呼唤“爸爸呀”,感觉也不对。我哭不出来,只觉得悲哀,找不出一个亲近的人,哭的时候我可以呼唤谁?我能依靠谁?我能想念谁?我能哭着叫着谁来慰我心壮我胆?这样一个死神在病房徘徊的黑夜,我可以哭求谁庇护? 没有人。没有人。
每一个梦都与死亡相纠缠 李兰妮几乎问遍了所有她熟悉的非精神卫生专业的医生:有个博士说我有抑郁症,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她听到的回答都是干脆的、否定的。 李兰妮给朋友发了个手机短信,简述困扰,请她拯救一把。朋友立刻回电,她帮李兰妮联系了专家门诊。 护士叫李兰妮到一间小屋电脑前填空。90多道问答题限在3分钟内答完。护士强调要不假思索按时完成。李兰妮想:填这样的问卷小菜一碟。 李兰妮飞快地填空答题,本能地绕开“陷阱”。不是有意欺骗,潜意识渴望否认抑郁症,她知道“应该”怎么答题才能避开麻烦。 1分多钟就答完所有问题。护士有点惊讶。 主任有点疲惫地看李兰妮的填空题。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揣摩出:卷面上没有发现值得关注的可疑点。李兰妮见医生桌面上还有两三本病历在排队,知道主任又要为加号病人牺牲一些午休时间,心里很内疚,提醒自己千万别把病情铺开来说,挑关键词说,绝不可超过10分钟。 李兰妮:像我这种情况,不用吃抗抑郁药物吧? 主任:你除了失眠疲倦,还有哪些症状? 李兰妮:没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这人一点不抑郁。好多人提醒我千万别吃抑郁症的药,能不碰尽量别碰,毒性可大啦。 主任:现在出的新药副作用没那么大。你有没有……比方说想自杀啊,觉得活得很没意思之类的念头? 李兰妮:没有没有。我很乐观,朋友一大堆。失眠也可能是职业病,疲倦可能是我做过化疗,药性太毒。本来要做完5个疗程,后来心脏受不了,120急救车…… 主任点头,扫扫问卷,看神情正在综合病人陈述进行判断。 李兰妮(赶紧打岔):有一个问题,我很怕去吃饭。别人一说要请我吃饭我就紧张。有时候答应了,就盼着别人说没空取消。 主任(微笑):我也害怕出去吃饭。这个不算什么。看来不大像抑郁症。 主任写处方。哦——阿普唑仑,我知道。睡前1片,能改善睡眠,又有抗焦虑的作用。李兰妮如获大赦,抓起处方单,“谢”声未落人已蹿出门外。 楼下药房已经下班。急诊窗口拿药,药费才2元多钱。 李兰妮迫不及待打开手机,大声向朋友报告好消息:我没有抑郁症!我不用吃抗抑郁药! 好啊好啊,没有抑郁症。没有抑郁症太好了。 当天晚饭前,突然听到张国荣自杀的消息。 造谣!今天是愚人节,传媒又在愚弄人。缺德,竟然这样诅咒一个优秀敬业的演员。香港演艺界红人常遭暗算。第二天张国荣会出面避谣,演艺人协会的成龙、曾志伟、梅艳芳又要出来打抱不平。 晚间新闻,香港两家电视台播放了张国荣跳楼自杀的消息:张国荣因抑郁症而自杀! 电视信息大轰炸:张国荣的肖像,记者在说,目击者在说,歌迷、影迷、主持人在说,朋友在说,张国荣的歌声,张国荣演唱会回闪,张国荣主演的电影片段…… 永远不会老的张国荣在电视上微笑,眼睛微微有点眯,嘴角隐隐藏着一缕笑,有点心事,有点顽皮,有点倦怠,他的眼神在说:今天是愚人节,我们来玩一个死人游戏好不好?我算一个,还有谁?还有谁?快过来,一起走。 李兰妮一阵阵发冷:幸好上午才看过病,不是抑郁症。 如果上午刚被确诊为抑郁症,晚上突然受到这样的画面刺激和轰炸,李兰妮会不会发疯? 那个月成了张国荣月。电视上是他的身影,电台里他不停地唱着歌,报纸上有人说他是因感情问题而自杀,有人猜他是不是有爱滋病?我自己不敢看电视,别人看电视的时候,我听到了怕看到的一切。 你越想回避的信息,越能够稳准狠地击中你。 冷不丁地一瞥,瞥见了电视上张国荣的遗像。没有一星半点不美好的痕迹。他本身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的遗照是从无数张相片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所有喜爱、尊重这位演员的人都熟悉他这张照片,这就是大众心目中最亲切最迷人的张国荣。 一瞥中,触到了张国荣的眼神。眼神在说: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走吗?纵身一跳是最好的方式。看出来了吧?我现在是快乐的。你怎么还在犹豫?我是过来人,听我跟你说…… 从4月2日到12日,我所做的每一个梦都与死亡相纠缠。闭上眼睛看到的是死人,睁开眼睛已经死去的人轮流来跟我说话。尤其是那些自杀的人,他们告诉我,为什么要死。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他们都低声招呼:快走,走啊。集合了。 照粤语地区的民间说法,这叫“撞邪”。张国荣自杀后,有人说他拍灵异电影入戏太深出不来,也有人说他“撞邪”。随后4天,每天香港有人自杀。媒体说,这是张国荣的歌迷、影迷效仿他,是负面新闻引发了连锁反应。 其实,每年这个时候都有重度抑郁患者自杀。但是,普通人的死没有新闻效应,他们就像一颗眼泪,刚抛洒在空中就蒸发了,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张国荣的死,唤起了社会对抑郁症的关注。他的纵身一跳,成为许多人脑海中永恒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所引发的震撼,成为抑郁症一课的社会启蒙。 我开始警觉。 看妇科,主任说,你没有更年期综合症,不能给你吃激素。看中医,主任说:你这是心阴阳两虚。开3剂四君合酸枣仁汤。她明确表示只能试探着慢慢调。这时听见门外导诊台护士喊:李兰妮,精神科。 李兰妮。谁是李兰妮? ……走出特诊楼,老老实实捏着两个小纸袋,里面装着7天抗抑郁药。认了吧,李兰妮。3个精神科医生有2个认定你是抑郁症,另外那1个,你实属讳疾忌医。说你疯了你还不乐意,你骗医生你不找死嘛你。 人们对抑郁症误解很深 在深圳,与文艺界朋友吃饭。有人说起一个重度抑郁的白领丽人,每天早晨盛装而坐,靠在几十层高楼的客厅窗边,想着什么时候往下跳。朋友说:好像这个抑郁症专找女白领,奇了怪了。 其实不然。不论男女,深圳的抑郁病人比率要高于其他城市。男人不愿去看病,硬扛,一旦崩溃,自杀死亡率远比女人高。书上说,70%的癌症、脑猝死、心梗死等患者实际上死于抑郁。我建议朋友们看看精神病学专著。抑郁症涉及自杀,也是暴力事件剧增等社会问题的源头之一。 有个朋友天真地说:深圳这种病人多吗?我怎么没见过? 我说:死的死了。没死的不肯见人,还有的流落异乡生死不明。像我这样抑郁不死,还在这里傻乐的,没几个。深圳人……真的不容易。20多年……这么说吧,有抑郁症是正常的,没有抑郁症是不正常的。 另一位朋友说:国外有不少画家作家死于抑郁。好像富有创造力的人容易患抑郁症,创造力不那么强的人,倒不容易患抑郁症。 我说:深圳人的创造力……那是没说的。快查一查,这里还有谁抑郁? 一桌人乐。即兴对照鉴查。结果是,每一个人都抑郁。当然,那叫做轻度抑郁。 直到如今,有的朋友仍然不相信我得了抑郁症。一位闺中密友说:你有个鬼抑郁症呵,我们都抑郁了,也轮不到你抑郁。医生也会有错的,一定是搞错了。 在我们周围,肯定会有这样的抑郁症病人,他们跟你说说笑笑,似乎一切正常;但他们心里已无数次周密计划着自杀行动,他们赴死的决心是冷静的,就像狙击手,早早端枪瞄准了目标,一触即发。 当他们的尸体渐渐变冷变硬时,活着的人还是那句话:一点儿没看出来呀。没有人为他们的死内疚,没有人试图去理解。人们选择回避、缄默、淡化、遗忘。 什么时候,人们才懂得伸出援手? 在美国人安德鲁·所罗门的《忧郁》一书中,我读到这样一段话: “《纽约客》的一位编辑最近对我说,我可能根本没得过忧郁症。我反驳说没得过忧郁症的人不可能装出忧郁症的样子,但他不相信。‘少来了,’他说,‘你哪来的什么鬼忧郁?’我复原后,压抑了所有的不愉快。我的过去和我断续发作的忧郁似乎全然无关,而且我公开说我持续服用抗郁剂好像也很令他人疑惑。这是忧郁症被冠以污名的另一种奇怪后果。他说,‘我才不会上忧郁症这回事的当。’好像我和书中的人物一同共谋,博取世界更多的同情。这种偏执者我碰过好几个,至今依然令我感到困扰。” 安德鲁·所罗门先生碰到的偏执者只是“好几个”,而令我困扰的这种偏执者数不清有多少个。他们的口气、语调、说话用词都跟这位《纽约客》编辑很相似。 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质疑更尖刻、更直接。有人曾用审视的目光盯住我的脸、我的眼睛,说:哪有什么抑郁症,你瞎说。我绝对不信。都是想象,编出来的,博同情。要不就是你笨,给医生骗了。 也有人说,忧郁症纯粹就是骗人的鬼话,吃饱了没事干撑的,根本没必要同情,都是惯出来的毛病。 当初,中山大学教授程文超那篇关于我的评论《用生命的书写》在《南方日报》发表,我父母在外地听说了,特地找报纸来看,看了就给我打电话,说:为什么同意发这种文章?人家都问你女儿得的是什么病啊?严重吧?我说:为什么不能发?母亲说:你爸很生气,不理那个问话的人。你不能告诉别人得了癌症。我说:文章上没写我得了癌症啊。母亲说:看得出来是癌症啊。我说:那又怎么样?母亲说:一泡屎不臭,你挑起它臭。 我还能说什么?我自己的父母,用的是江西萍乡的俗话来形容,癌症成了一泡屎,我这癌症病人也成了一泡屎,一泡臭屎。 我可不可以愤怒呢?可不可以抗议呢?不可以。没有道理可讲。父母为这篇文章的发表恼火了很长时间。 我抑郁。活该! 一位患抑郁症的女记者这样说:我不想也无法对癌症作出判断,但在某些昏暗的时刻里,我曾在头脑里思考过这种可怕的疾病,我想过,它至少还能激起别人对我的同情。 到目前止,我还没有看过既是癌症转移化疗病人、又是重症抑郁症患者写的文章。大概两病兼有而又活下来的人少,愿意把这些经历回忆描述出来的更少。
人们对“抑郁症”三个字误解很深。 不时,半熟不熟的人会教导我说:你想开点、乐观点就不会抑郁了,你是不是太脆弱啊?做人不要太计较,心胸要开阔。 这种时候,我只能有礼貌地笑,解释是没有用的,对方不会信不会懂。也有人跟我说:抑郁什么嘛,癌症是常见病,没什么好怕的。 我说:是,不怕,没事。 有人说:你不要那么多愁善感,抑郁就是吃饱了撑的。 我只能笑笑,任他嘲笑挖苦,声情并茂地批判抑郁症病人。偶尔,会闪过一个坏念头:如果哪天医生误诊,说他得了癌症,他会不会立刻蔫了呢? 抑郁症病人常遇上被人用指头戳捅伤口的“安慰”。没人理解,无话可说。这也是某些病人不得不死的原因之一。 这类误解太普遍。所以,精神卫生科门诊宣传栏上第一句话就是:“抑郁症跟意志、品行无关。”这句话让许多初诊的病人释然,并心存感激。 如我患的抑郁症,就跟大脑化学物质5—羟色胺严重失衡有关。简言之,我必须服用精神化学药物,补充5—羟色胺。否则,即使天天看心理医生都救不了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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