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经历使我习惯自己面对疾病和重创。 
　　听说,大象受重伤或老死前,会默默远离象群,独自疗伤或等待死亡。我特别欣赏这一点。 
　　我从九岁开始,在乱世中无土无根:不属于小学生,不属于完整的家庭,不属于军队,不属于地方。 
　　我自卑,不配让别人关注,不配耽误别人的时间。我面对任何人都感到紧张,有压力。 
　　很多时候,尤其是精神脆弱、身体不适、心理焦虑时,我渴望独自躲在一个角落里,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就让时间做治疗师,静默像磁石从虚空吸取能量。只有这样,我才能恢复正常为人。 
　　我在季节不鲜明的广东长大,对冬去春来的等待缺乏体验。奇怪的是,我总是在春天生病。我曾经一到春天就咳嗽,咳得心肺肝胆剧痛,夜里或躺下时,咳得眼眶总是湿的,好像身上血管、经络都快咳断了。一天要打两次青霉素针,数不清打了多少针,巴掌大的肌肉注射地带瘀青发硬,针都扎不下去了,照样咳。要等春天过去,咳嗽才渐止。我的甲状腺功能低下、心动过缓、抑郁症等病都是春天时节最难受。 
　　在我的人生历程里,生病已是正常的生活状态,不生病反而是非常态。我随时都有“资格”住院。多年前,我母亲在部队医院做摘除胆囊的手术,术后她有种种担心。主刀的外科主任是熟人,他对我母亲说:其实啊,你女儿身体内环境比你差得多,她不也活得挺好。 　　 
　　十四岁。 
　　在那天涯海角的岛屿上,一位军医告诉我老爹:“血管瘤。她要住院,开刀。” 
　　老爹那时一点不老。红帽徽映得黑发乌亮,红领章为国字脸增润增辉。他走路惯于昂着头,八字脚一点儿不影响虎步生风。 
　　“听清楚了吗?你现在的任务是住院,开刀。爸爸要去老远的地方开会,开完刀你自己回家。” 
　　没等医生把我带进病房,爸爸已驱车远去。我仅知道这家医院的番号,以及从家到这儿,我坐了整整一上午的北京吉普。 
　　“几岁了?哟,真勇敢。”外科主任给我戴高帽,“来我这儿当兵吧,你是块好材料。” 
　　为了几顶高帽子,我咬着嘴唇忍了两个多小时,任人又宰又割。那瘤子连着一条静脉大血管,两位实习的女兵出了一身汗,腿肚子硬了,手指头软了,最后只好由主任出场收拾残局。 
　　下了手术台,我立即歪着脖子,捂住刀口往食堂奔。我明白,没人端着滚烫的鲜奶和溏心荷包蛋等我。 
　　几天后,我自己上路拦了一辆顺风车回家。妈妈问:“怎么还没拆线?医生护士谁都不管你吗?” 
　　我操起剪刀,盯着镜子,把一个个发黑的线头连血带肉拔了出来。 
　　此后,我多次住院。查这样那样的病因,总跟头次手术有点关联。二十二岁那年,到广州做内分泌检查,医生很纳闷:不少甲状腺功能低下、内分泌严重紊乱的病人,往往智商身高体征发育都滞后,多为痴呆儿或侏儒;而这个病人虽然二十二岁身体发育尚不完全,但身高有一米六五,智商大致正常,怎么解释?此后住院,我成为内分泌病区的教研病例,中西医专家、医学院学生包括外国留学生都来调看病历,诊问实验,切磋技艺。折腾了三个月,找不出病因。医生建议我长期病休,单位领导特来广州慰问兼通知:按规定,生病半年以上不能正常工作者,必须吃劳保,你出院就去办劳保手续吧。 
　　祸兮福所倚。由于十几岁就因内分泌落下病,我没有长过青春痘,也没闹过青春期躁动症。从某种角度可以这么说,我不曾拥有过青春。我不懂得什么是青春的滋味。 
　　我生命的春天总与疾病、死亡紧密相连。在我个人的潜意识、神经递质、精神层面中,“春”的种粒未曾萌芽就死去了,死因不明。“春”的缺失,原本无从体验“夏”、“秋”、“冬”。但是,造物主是奇妙的,天下万物是奇妙的,于是造就了人生的奇妙:无即是有,无中生有,无为有处有还无。 
　　不是故作玄虚,真真切切是生命体验。从小到大,我没有追求过完美的生命。在我的心目中,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完美。曾有人说,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不是完美的女人。我没有想过要生孩子,更没有想过要做一个完美的女人。很小的时候,我就从疾病、死亡中意识到残缺,而这样的残缺是无法补足圆满的。残缺是人生恒态,残缺于人有益。 
　　我愿意面对残缺,残缺有它无可替代的美。不知残缺,怎知何为圆满? 　　 
　　据说,每个人体内都存有一定数量的癌细胞。是否发病,何时恶化,扩散与否,生存长短,视环境、心境、遗传、重大挫折、突然打击等因素而定。 
　　除去家族遗传,人在深圳也是加速发病的因素。 
　　文学职业在深圳的边缘化,孤身一人找不着北,缺乏社会支援,生活困窘动荡,生存危机,发展无望,人格尊严遭贬,人被迅速物化,社会极度商品化,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支离破碎,城市节奏人际关系光怪陆离;城市建设初期重速度不重环保,空气质量噪音分贝水土污染,这一切加大了致癌风险。但是,我并没有遭遇重大挫折。我只算半个深圳人,总逃往北京、南京、广州等地躲藏。 
　　难道脆弱是主因?来自母系家族女性的脆弱基因,中国小知识分子的懦弱软弱积弱。可是,父系家族具备勤劳勇敢的移民基因,吃苦耐劳的农民,天生的革命者。我先天不弱。 
　　剩下的解释是:命运。 　　 
　　1988年我第一次癌症手术时,正是南大作家班寒假中。开刀前说是良性瘤,小手术,最多缝四针。开刀时却是全身麻醉,脖子从左割到右,俗话说的“抹脖子”大概就是这么割过来的。我没怀疑,只问,不是局麻么,怎么突然改全麻了?医生说,你太紧张,怕你撑不住。我想说我一点也没紧张啊,可我不好意思为自己辩解。伤口长,缝了很多针,医生说,这是出于安全着想。医生只说了前面半句话,我没想过后面还有半句话。 
　　医生说,你要请假一个月,休息一个月才能上学。我问为什么,医生说,你全麻过,恢复要营养。 
　　全麻后我确实脑子不好使,见到熟人总是叫不出人家的名字。骗我这种病人特容易,含含糊糊就混过去了。
　　记得出院那天,朋友的表姐找到我,把我带到一个可以安静说话的地方。我住这家医院是她介绍的,她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她跟我说了一番话,暗示我的手术不是一个简单的小手术,出院后要特别注意补养,最好经常吃点西洋参。她说话有点吞吞吐吐,我看出她想说什么却始终没有说出来。2000年的春天,回想时我才明白,她是在示意癌症真相,提醒我注意。我如果醒悟追问下去,她可能会把真实的病理化验结果告诉我。 
　　我常想:假如1988年2月,我知道自己得了癌症,我的活法会大大不同。我一定不是现在这个李兰妮。 
　　爸爸说,如果1988年你就知道是癌症,你很可能活不到今天。 
　　我说:我会少受苦,少很多困惑,会活得自在许多。 
　　妈妈说:直到今天,谁也不清楚,当时应不应该告诉你。不要怨父母。你知道吗?我们像守定时炸弹一样,守着这个秘密,没有一天不担心。 
　　可怜普天下爹娘的神经。 　　 
　　癌症手术住院时,见到病房里其他病人都有朋友同事探望,感觉有点冷清。尤其被医生、护士忽视时,会想到平日里朋友间的惺惺相惜,有一点点自怜的情绪。但理智来得飞快,我已经被自己训练成杀毒软件的防火墙,软弱念头一闪,防火墙立刻进入扑灭状态。立刻想,而且是真心这么想:你每一个朋友都很忙,每一个朋友都没空来看你。这是好事啊。你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这说明他们一个个事业有成,都是社会精英;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高兴,因为你刚刚发现,原来你有一个出色的朋友圈,等于一笔财富呢。 
　　是不是理智得有点矫情?是不是病态的虚假安慰?我承认我有精神障碍,积重难返。 
　　写作的过程,也是治疗的过程。我在注视我自己。 
　　这几年拍照留影,我总觉得照片上的李兰妮影像发虚,主要是头脸五官部分,怎么看都看不清。脑子在闪念头:以前看杂书,民间有说法,快死的人和本该死去却有神秘助力魂魄不散之人,他们在照片上影像是模糊的。因为他们的躯壳呆在这个世界,灵魂却在另一个世界游荡。要等身心魂灵合一,才叫死里复活。我想,从某种角度来看,李兰妮正处在一个特殊时空中,旧我渐死,新我隐现。
　　一位主张保守疗法的头颈科权威曾介绍我去看中医。权威是朋友的朋友,对我的治疗很尽心。每次去肿瘤医院找他看病,我可以补挂他的号。一天,他亲自把我领到一位女中医面前,请对方给我补挂一个中医号。权威忙,说完回自己诊室忙去了。我看出女专家不是很买账,她一直把我晾在一旁,不写那张可以补挂一个号的小字条。我有点尴尬,走留都为难。看得出女中医门庭若市,若让我补个号,她一定会延长上班时间。我很想走,但是又担心让老权威那头有什么误会,我就站在门边,伸长脖子,踮起脚,望眼欲穿地等待。过了很久很久,女中医抬头往门外看我一眼,脸上没有表情,在写补挂号字条。我孙子一样跑过去,感恩戴德地接过字条去挂号,然后,踏踏实实坐在外面等。这时心放回了肚子里,反正是最后一名,不着急。 
　　轮到我看病时,已到下班时间。女中医给我诊脉开药方。近距离看她,面有菜色,现出疲态。我十分内疚,明白她为什么面无表情。医生少,名医更少,等救命的人太多。日复一日的繁琐,超负荷运转支出,会使人心境漠然。女中医开的中药,吃了真有效。她吩咐我不间断吃一个疗程的中药。 
　　第二次去挂号,按正常时间去挂号处,女中医的号挂满了。挂号处的人好心告诉我,挂她的号,要早晨五点以前来。尽管我办了电话提前预约手续,有预约卡,但是,这个专家是例外,不能电话预约,只能夜半排队。 
　　这对我来说,很吃力。 
　　我半夜一两点才睡下,夜里失眠总醒,常在快天亮时才蒙眬睡着。如果一个疗程是半年,意味着我一周有两个凌晨必须四点出门去医院排队,时间长了受不了。 
　　我硬着头皮,又到女中医诊室门口张望,又焦虑自责老半天,张皇忐忑半个上午,补了一个号。女中医告诉我,不能总补号,她的病人多,有时一上午要看五六十个病人。 
　　我脸皮薄,很明白人家在说下不为例。一个劲儿点头称是,等拿药回到家,已是中午一点多钟。 
　　如此这般看一回病,我内心会惭愧许多天,精神上很紧张。那时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抑郁症,就是觉得这样求活很没有意义,完全违背我的心愿,人总活在一种耻辱的感觉中。我很讨厌“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话,它太不符合我的个性。士可杀不可辱。我欣赏这句话。 
　　我本是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求人,如今堕落如此。两难。 
　　我不由想到《铁达尼号》的电影,沉船时,救生艇有限,人们自觉让妇女儿童上艇逃生,当然也有男性富豪往上挤。 
　　女中医好比那艘救生艇,容量有限,只能载很少一部分人,那我何必往上挤?我欣赏电影里的那支小乐队,生死关头从容奏乐,直到沉入无尽的海水中。 
　　我不打算再这样求诊。 
　　我希望生得自然,死得自然。 　　 
　　几年前我立过一份遗嘱,这份遗嘱现在、将来仍然有效。写遗嘱的时候,心里很平静,思维很冷静,没有伤感,没有牵挂,没有遗憾。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住院时死过一次。那时转胺酶单项指标不明原因奇高,天天要输液。本来没啥事,但我自己拧开限流器,以最快的速度输完液,又立刻下病床想出门,于是事故发生了…… 　　 
　　白雾,漫开、漫开…… 
　　我倒在沙滩上,粉红色的海水一节一节漫上来,漫过了膝,漫过了腰,漫过了胸,漫过了脖子。 
　　快爬起来,逃命呵! 
　　我不能动。 
　　粉红色的海浪卷起来了,血的海。血红色的海水漫过了下巴,漫过了嘴,漫过了人中…… 
　　我要闷死了。 
　　爬起来,快跑! 
　　我倦了,软了,溶化了。我不能动,不想动。 
　　我想活。想活! 
　　没有空气。我要死了。救救我! 
　　窒息。挣扎。极点。 
　　模糊的世界。瞬间的空白。 
　　一点精魂腾空跃起。 
　　飘。 
　　清爽的风。无边无涯的蓝。多柔和的蓝色呵,多纯净、多舒畅。我快活,我轻盈,只有一点意念,没有躯壳。什么也不想,没有记忆,没有眷恋,没有恐惧,没有…… 
　　我一尘不染,朝着无限的、博大的、神秘的蓝色飘去、飘去…… 
　　我正飘往永恒之蓝时,突然,有针扎的感觉,立即有如流星坠落。 　　 
　　据事后护士告诉我,我那时脸色比床单还白,完全没有知觉,跟死人一样。血压已经量不到,心跳一分钟十六次。抢救时,医生给我打了强心针。他们发现我全身发凉,冰冷可怕。心电图医生是我父亲的老乡,她女儿和我同事,这么熟的熟人在做心电图时,却没看出是我。等到签名细看被抢救人姓名时,她才知道原来是我出了意外。事后她说我脸色、模样都变了,所以她看完名字再看人,觉得不可思议。 
　　在医生护士看来,我当时已经失去感知能力了。但我自己却觉得我看到,尤其听到了其中后半段的抢救过程。我听见一个女医生说:快拿棉被来给她盖上,再拿一床棉被来!多年后,看美国电影《人鬼情未了》,看到男主角刚死后,他从躯壳而出,在另一空间看人们抢救他的情景时,我觉得很熟悉。只是电影里死后的男主角还有形体,而我那时只有一点意念或叫精魂存在。 
　　从此后,我明白了死是怎么回事。死是甘甜的,归去的过程是奇妙的。它预示了我的真正归宿。 
　　写完遗嘱之后,一天,接到中山大学教授程文超的电话。由于都是挨过好几刀的癌症病人,属于难兄难弟,我们经常会在电话里讨论癌症的化疗和治疗。他说他跟妻子小傅认真交代了后事。他选了一张微笑的照片,还选了电影《铁达尼号》的主题歌作追悼会上播放的歌。他说不想让朋友们难过,不想让人们记住他痛苦的一面。我连声说,我理解,因为我也写好了遗嘱,选好了照片。他说着说着,在电话里轻声哭泣道:我希望……家人和朋友……永远记住,我微笑的时候。我说:对,我留的照片也是微笑的。他说:我跟小傅谈我的后事,她不接话,她好像不相信我真会走。可是,近来我真的感觉不会太久了。我担心,万一真的……小傅和女儿……她们……她们怎么办?我说:小傅能跟你说什么?她心里难受得找不到话说。你别总跟她说这些。他说:我是想让她做好心理准备。 
　　那天,我跟程文超在电话里一直谈遗嘱的事。他想得很细,处处为别人着想,他描绘了追悼会要怎么开,怎样不给朋友们添麻烦,怎么能让女儿经受起这样的场面。我不想让他越想越细,便频频插话,想打断他的思路。我告诉他,我坚决不要追悼会,我的照片也不是留给追悼会场当遗像的。结果,电话里,他说他的,我说我的。 
　　后来程文超去世,许多朋友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并写了情深义重的悼念文章。我一字未写。他的学生们出纪念集子,小傅知道我抑郁症怕受刺激,特意告诉学生不要找我约稿。我很感激小傅这么善解人意。人们都知道程文超坚强的一面,他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流露痛苦,诉说挣扎。而我,作为邻居,作为癌症病人,作为他们夫妻经常关照的朋友,我看到听到了他有多么痛苦——因痛苦而更加坚强,因坚强而更加痛苦。 
　　《上海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