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走到哪里，常常会想起农场那块知青墓地：草青青、草深深，不知名的昆虫没完没了地叫着，叫得人心发痛。当年在农场读书时，曾听人说，每逢阴冷、漆黑的风雨夜，远远地能听到坟地里传来的笑声、歌声和哭声。 
    离开海南的十几年里，有个心愿始终折磨着我，时强时弱，时弱时强——回去，回农场去，在每一座知青墓碑前搁上一束花。 
    还愿的一天到了。 
    我们一行五人走在僻静的山路上，我边定边采着路旁的野花，不是没有想过送上一朵玫瑰，几枝茉莉，但这些花儿朵儿太娇艳了，娇艳得失去了进入那块墓地的资格。它们不知道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扎根是多么的艰准，它们没有尝过山风山雨扑打在身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儿，只有生长在苦难中的野花，才懂得抚慰一颗颗永远流浪着的灵魂。 
    记忆中的墓地，荒无人迹，虽是一片向阳坡地，然而终日阴风凄凄，齐胸高的茅草寒窸窸窣窣地响着，像有人窃窃私语，又像有人在抽泣，一座连一座的坟头触目惊心地拱立着，说不尽的压抑、冷寂。谁知这回到了墓地，发现座座坟头周围是碧绿的花生地，点点绿意，显示着蓬蓬勃勃的生命力。 
    与我同来扫墓的旧日同学为此感伤——不像话，自留地种到这儿来了。 
    然而，我喜欢这片碧绿的花生地。 
    黄泉下，不曾体验过生命全过程的人们默默注视着活着的人耕耘，播种。一颗颗饱满的种子探出了嫩嫩的芽儿，为这片上地带来生的快乐，一株株幼苗展着绿绿的叶儿，这片土地洋溢着青春的喜悦；一朵朵金黄色的花儿绽开了，预示着一个生命的金色时代即将来临，一丛丛果实悄悄成熟了，黄泉下的人们与活着的人分享着收获的欢欣。 
    我想起了一位早逝的少女。 
    有一阵子，在场部食堂附近的那口小井旁，我常注意一位十六七岁的潮汕姑娘。他们都说，潮汕的姑娘从小足不出户，手不离绣花针，特别的娇滴滴。我不明白，那么娇小的人儿，为啥总穿着一条厚硬的黑色长裤和一双笨重的长统水靴？我不明白，地那雪白清丽的脸上，为岁月如血，生命如雪啥永远疲惫不堪？我不明白， 她那双稚气未脱的眸子里，为啥不曾有过笑意？有人说，她是养猪班的，又有人说，她是种菜班的。她总是那么沉默。她默默地理顺吊桶的麻绳，默默地拄着扁担发愣，默默地挑着两大木桶水，佝着头急急忙忙地走。 
    不久，听说她住院了。过了些天，听说她得了癌，原来她有妇科病，半年多流血不止，可她不敢去看病，不敢告诉别人。她日复一日、老老实实地干着重体力活儿，在广阔天地里炼红心。 
    咽气前她说：“我……回家。” 
    可是，她没有回家。她在那块墓地里歇息着，没有穷尽的乡愁永远缠绕着她。 
    真想把第一束山花搁在她的坟前，可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找不到她的墓。 
    我把一朵朵金盏银盘花轻轻搁在一座座石碑的碑顶上、金鱼的花蕊，雪白的花瓣，花儿静静地侧卧着，那样素雅，那样生动，那永远流浪着的灵魂此刻正歇息在花蕊中吗？ 
    一棵细细的苦栋树苗苗，立在一座坟尖上，舒展着秀秀气气的枝叶，像把袖珍绿伞，遮挡着南国的骄阳。我认识躺在绿伞下的姑娘。 
    她姓张，广州知青，高挑个儿，头发扎成两把小毛刷，眼睛特别地亮，有时斜眼瞟人一眼，显得有点傲，又有点俏皮。她在中学读书时，就是游泳健将，标准的游泳运动员体型，集朝气、活力、开朗于一身。 
    夜。一个台风暴雨夜。天出奇的黑，出奇的冷，山洪包围她和伙伴们的住地。这是一个新建的连队，人员不满三十，除两位男同志外，都是些二十岁上下的娘子军，其中有一半人会游泳。 
    如果分头突围，可以大大减少损失。但他们是兵团战士，他们相信人定胜天，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他们激动地、慷慨地做出了悲壮的抉择——生，一起生；死，一起死。他们手挽着手，身贴着身，站在一块小高地上，年小体弱的围在最里层，面对冰冷没胸的洪水，他们含泪唱起了悲壮的《国际歌》。不幸上游水库决堤，洪峰骤然吞没了一切。 
    幸存者里，没有这位游泳健将。洪水退后，人们在一丛灌木中找到了她。她一只手僵硬地弯曲着，仍像在划水，身边紧挨着一位不会游泳的弱小姑娘。她到底没能把小伙伴带回人间。但她得到了安息。黄泉下，她的小伙伴向她诉说着崇敬之情，她给了伙伴们比生命更可宝贵的东西。 
     “假如，他们当初分头突围就好了。”活着的人常暗暗叹息。 
    是呵，假如……就……可是，我知道，他们不可能选择这个“假如”。也许，当时的兵团战土部不可能选择这个“假如” 。 
    如今的人们在那种情况下，会作何选择呢？我不知道。 
    我把一朵花搁在那棵苦栋树下。 
    我想唱支歌。唱支“南渡江啊水流长——，宝岛一派好风光……”唱支“银锄飞舞铁臂摇，我为革命种橡胶……” 
    我唱不出声。一想起那旋律，那歌词，我脑子里就乱了，分不清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全了。我想哇哇大哭，想疯狂的嚷嚷什么，想傻傻乎乎的咧嘴笑，想拥抱那山、那水，那骄阳，那大地，我弄不清我到底想干什么，我什么都想干。 
     摸着一座座石碑，我心里好疼好疼。当年，我十四五岁，他们只比我大几岁呵。 
     石碑上，刻着一个我熟悉的女孩子的名字，我没见过她，但她在那次洪水中遇难后，我看过她的遗像和日记本。她有张娃娃脸，短发浓密，文静内秀。然而，她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爆发，我立刻就剃光头发，扛枪上前线，当一名真正的战士。” 
    在知青们尚未回城的那几年，这座坟前常有人送上一束塑料花，人们猜测姑娘生前心里有个秘密，但谁也不清楚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同伴告诉我，多年不见，去年一束神秘的塑料花又出现在这座坟墓前。 
    有人说，永恒的爱情是不存在的。也许，两个活着的人之间是难求永恒的。那么，生者与死者之间呢？送花的人如今一定是位模范丈夫，五好父亲，但他没有忘记，这儿埋葬着他在那个时代的恋人？他不会忘记那个时代，他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我在这座石碑顶上，搁了一颗野菜——瓜子菜，上面开着一朵淡淡的小黄花儿，很小，然而很可爱。 
    当年，知青们陆续回城，离开农场前，都要与这块墓地道别，十几年过去了，不管这些知青在哪块上地上落脚谋生，失意还是得意，都会在梦中泛起这块向阳坡地。 
    一位春风得意，仕途如锦的知青，他几乎与所有过去的同学农友都断了联系，但他年年计划着要找个机会回农场看看，他始终不曾忘记知青墓地。 
    一位从商的知青，为达到生意的目的，不在乎使用任何手段，但他每年去海南洽谈一次生意，每年回到农场，定的都是一个路线图：知青墓地——旧日的连队、宿舍——他割过的橡胶林带。 
    为什么人人都忘不了这块向阳坡地？为什么人人都想回农场看看？为什么同一个连队的知青每年要找个日子聚聚？为什么人们微笑着谈论过去的艰辛？为什么？ 
    我默默地记着每一座石碑上刻的名字。我们拥有一个共同名字，叫“知青”。当年，他们是大哥哥、大姐姐。如今，我正向中年老年走去，我的额前已出现皱纹，将来人们会称我“小老太太”，而他们永远是小李、小张、小朱、小梁……他们永远年轻。 
    从海南回到广州，一位同场知青问：“去看过知青墓地吗？一定很荒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