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很困惑!为什么我很少很少感到由衷的快乐?似乎我的习惯里没有快乐,没有那种打心底里涌出来、奔流着、饱满得不能不溢出来、里里外外酣畅淋漓,或激情或柔情忘我的快乐?那种与天地宇宙浑然一体、与日月山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单纯的快乐? 
　　孩童时我肯定有过单纯的快乐。可四岁以前的事情我记不得了。最早的记忆是与父母在北京,我白天玩得太累了,半夜尿床了,吓得不得了,直发愁,不知道怎样才能瞒住那湿湿的一摊尿? 
　　去北京是因为第一次跟父母回黑龙江宾县新甸镇玉泉屯的老李家。记得地里小灯笼似的姑娘子很好吃,从瓜藤上自己摘下来的黄瓜很清甜,灶炉里烤出来的苞米棒子好香啊! 
　　虽然听妈妈说,奶奶嫌我是个女孩,不喜欢我,但我不记得这事,也记不得奶奶啥模样。 
　　那时侯,我肯定玩得很快乐。等一等,我可能记错了。以上说的大概是六岁多第二次去东北的事。 
　　那么我最早的快乐记忆是什么呢?一时想不起来。此刻我更想回忆的是,那种单纯的、自然喷发的快乐是什么时候丢失的?七岁还是九岁? 
　　我小时候笑的照片很少。十岁时照生日像,那时我的神情一点也不“天真”,根本不像祖国的宝贝小花朵。
　　我现在很注意培养快乐,不时会提醒自己:李兰妮,你应该感到很快乐,你要满心快乐。可有时我又自责:快乐还须这样提醒吗?这是单纯的快乐么? 　　 
　　德国抑郁症研究专家乌尔苏拉·努贝尔在《不要恐惧抑郁症》中写道: 
　　不仅早期童年的思维模式会在其后来的生活中诱发神经性抑郁症,而且童年所经历的方式方法,也会对成年人在生活中能否自觉地摆脱抑郁症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孩子能得到一种无条件的爱和呵护,学会了信任别人,那就为其打下了一个基础,在今后将成为一个心理平衡的人。可惜的是,很多父母没有能力为他们的孩子创造一个积极的教育环境。他们常常被自己的问题所困惑,没有力量去满足孩子生活必须的要求。 
　　…… 
　　正像曾经作过心理分析医生的作家爱丽丝·米勒所写下的那样:……孩子只有可以反抗和表达他的痛苦和气愤时,才会摆脱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公正,这时无需担心出现严重后果。但如果他的父母不能容忍他的反应(哭喊、悲伤、愤怒),并借助目光和其他教育手段加以制止,他则被剥夺了以他的方式来作出反应,这样孩子就学会了沉默……这就是一种无望的状态……会使大部分人陷入精神困惑之中。 
　　一个学会压抑自己感情的孩子,不可能形成健康的自我价值观。 
　　我针对心理学家的忠告,与我的回忆挂钩,隐约看见我是抑郁那根藤上的一片芽叶、一星花蕊、一个涩果。与我同时代的人,有着太多相似的“疤痕”。 
　　我们在童年时代太缺乏那种无条件的爱。谁来呵护孩子?我们不敢信任我们的父母,我们还能够信任谁?连父母都不能容忍我们的本能反应,我们还能指望别的什么人?除了沉默、压抑,甚至自残,我们还能怎么活?! 　　 
　　多年来,我的亲情很淡很淡。我是一个无根的人,没有故乡,没有牵挂。 
　　五岁以前的事,我几乎没有记忆。据说我生在湛江的军营里,刚上幼儿园,父亲就调到内伶仃守岛。随后,妈妈带我上岛。我模模糊糊记得,有一天,妈妈挺着大肚子,坐船走了。不知过了几天又回来了,肚子扁了,怀里有个布包包。布包里是什么,我没有一点印象,只记得屋里来了几个叔叔阿姨,吵吵的,乱乱的,说我妈怀里有个小弟弟。因为这里叫内伶仃,所以这个“布包包”叫凡丁。大人们不让我碰那个“布包包”,屋里的热闹没我什么事。我走出家门口,无聊地倚在一间茅草屋的木边上,看土路上走过的军人。几个叔叔在路上喊:“小兰——,你妈妈生了个什么啊?”我爱理不理地回答:“生了个小猫。”叔叔们笑:“哈哈,那你是什么?”我正不太高兴,讨厌他们这么大声喊,于是没好气地说:“小狗。”叔叔们更乐了,又问:“你弟弟叫什么名字呀?”我气哼哼地说:“叫烦死人的丁!” 
　　一年后,我到萍乡外婆家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因父亲调动,我连续换学校。小学六年,我换过五六个学校,今年在外省,明年在海岛,后年在城市。中学也一样:今年在海南岛的深山,明年在海南岛的平原,后年去了江西。 
　　像我这样无根的人,童年缺乏亲情友情的滋养,少年飘零,青年早期刚出了这个地方的医院,又住进那个地方的医院。我的家庭观念很淡漠。 
　　在深圳,我不渴望家人援助,我不想父母。 
　　我在深圳当记者时,新报社创刊,正紧张投入,爹妈突然来视察前沿阵地。我顿时就跟他们急:“都说了别来,偏要来。我哪有时间陪你们。”他们只住了一天,就回茂名了。 
　　妈妈半开玩笑说:你五岁我就在内伶仃守岛,每个月都到宝安城里来买书。你第一次进深圳,就是老妈我带你来的。忘本了你! 
　　我无动于衷。 　　 
　　这是农历年三十那天的随笔,写不下去了。抑郁的感觉令我不得不中断这篇随笔。 
　　我一直没弄清楚,“家”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一想到“家”,脑子里就乱,就魂不守舍,心里又慌又痛又怕,却又充满期盼。这期盼太深太长,像悬崖像深谷,远看,无限风光,近看……它无法近看,我从未走近过这无边的期盼。 
　　童年的伤害使我对家庭保持着若即若离的状态。多年来,“家”对我来说,不是港湾,不是养伤地,它让我感到紧张、拘束。在外漂流久了累了想回家,但是回家几天之后就想走,就想一个人呆着。一个人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呆着才能让我精神放松。对于家,我既不懂索取也不懂付出。我从小习惯自己打理自己,我不相信家。 
　　什么瓜藤结什么瓜。我很想知道,如果土壤、肥料、雨露都是苦涩的,甜瓜的瓜藤上会结什么滋味的瓜?这根瓜藤上每一只瓜味道都相同吗? 
　　我是三九严寒天出生的。听外婆说,妈妈一出院,就把我放在另一间房子的小床上,让我独自睡。据说这叫做科学育儿新方法。 
　　寒夜冷。外婆说,我冻得像快死的小猫哭着哼。外婆想抱我,妈妈说:不能惯坏她。书上说,让她哭,习惯了她就不哭了。 
　　外婆想:这就叫革命的育儿法?当妈的不抱孩子睡,不喂奶,这叫什么妈?小孩子长大怎么会爱妈妈?人怎么能这样养孩子?你干脆不要生不要养! 
　　外婆看不惯,妈妈劝她要接受新事物。旧思想、旧风俗一定要破除。孩子是公家的人,要交给公家去哺育,锻炼成钢铁战士,做一个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爸爸妈妈真心相信:二十年实现共产主义。孩子刚好长大了,人人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尊卑贵贱,丰衣足食,天下太平。 
　　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习惯了住校。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60年代,所有大人小孩的革命斗志都十分高昂,争先恐后地说革命话,办革命事,做革命人。 
　　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军队的孩子,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当时住校,一学期只能回一次家。要是到了寒暑假,家里大人有军事任务,我们就继续留校。 
　　记得那时一间宿舍住十二人,熄灯号一响,关灯、闭嘴。熄灯号一停,生活老师就打着手电筒来查铺,一一记下有哪些人犯规,第二天上早操时,由教导主任当众点名批评。老师很看得起我们,不把我们看作小孩子,带儿童如带兵。我们从老师那儿得知: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与家庭保持联系的孩子。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小家庭即将取消,小孩子一生下来就要交给社会统一照管,全国人民合成一家,不分彼此。我们深受鼓舞,也有些困惑:是不是爸爸妈妈很快也会被取消呢?或者,以后见到所有的叔叔阿姨都要叫爸叫妈? 
　　这样的儿童是在集体中长大的。说得夸张点,就像是养殖场的鸽子,统一孵化,统一饲养,统一的型号。吃的、用的、学的、看的、听的、想的……以及将来的用处都一样。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爸爸妈妈没有对我说过:女儿,我爱你。在我有记忆以来,爸爸妈妈没有拥抱过我。 
　　他们夸奖过我吗?他们鼓励过我吗?他们欣赏过我吗?记忆中没有这样的画面。 　　 
　　住在家属院的时候,女人们喜欢给孩子讲故事。讲的什么呢? 
　　从前,有个爸爸给姐弟俩娶了一个后妈。后妈生了一个儿子,就闹着要这个爸爸杀掉姐弟俩。爸爸不忍心下手,就带两个孩子去很远的山沟玩,还带了饼干给他们吃。爸爸乘姐弟俩不注意,偷偷走掉了。姐弟俩找不到爸爸,也找不到出山沟的路,饿了就吃饼干,可是没有水喝,姐弟俩就渴死了。 
　　从前,有个爸爸中了状元,当了大官,皇帝就把女儿嫁给他。妈妈带两个孩子去找爸爸,爸爸不肯认他们,还叫人去杀他们。最后,有个叫包公的好人就把那个坏爸爸的头斩掉了。老百姓就说:宁可跟着要饭的妈,不要跟着当官的爸。 
　　在野战军军营的家属院里,几乎天天可以听到类似的故事。军营是男人的世界,女人们一概称为某某某的家属,统称随军家属。既然是“随”、“属”,那就摆明了身份不平等,女人永远处于被动状态,缺乏安全感。她们的精神世界里总有一个假想敌的模糊背影。每个家属院长大的孩子,都听过民间口头文学中的后妈故事,他们从小就被训练着提防后妈,怎样对付后妈。 
　　从前,有个后妈专门在晚上起来,把一根又一根绣花针扎进小孩的太阳穴里。小孩子总是头痛,医生找不到原因,小孩子就慢慢痛死了。 
　　从前,有个后妈是笑面虎,爸爸出差时,她就用一个铁丝做的细钩子钩小孩子的肠子,肠子钩断了,小孩子就死了,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谁都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死的。 
　　从前,有个爸爸喜欢后妈生的儿子,他总打前妻留下来的女儿。有一次女儿闯了祸,爸爸很生气,一巴掌就把女儿打死了。 
　　从前…… 
　　多疑、怨恨、妄想、恐惧,随着一个个“从前”的故事化为女人的噩梦,在小孩子的心田种下荆棘。 　　 
　　二十二岁那年,我住在广州中山医学院附院的内分泌病区,同层楼面有肾科重病区,疑难杂症重病房。白天见病人死掉被运尸担架床推走是常有的事。我住的是小病房,靠窗病床住的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大姐姐。 
　　大姐姐的父母在香港,每个周末会来看她一次。我父母在粤西,没有电话,没有书信。 
　　十四岁开刀割血管瘤,我自己上手术台,自己在公路拦军车,没拆线就回到了几百里外的家。十七岁我在广州部队医院一住半年,从国庆节到春节后,父母在粤北没有任何音讯。我没想过要哭,习惯了。九岁我就独立了。 
　　在中山医学院附院病区的日子里,连着几天隔壁病房白天黑夜都死人。头一个半夜,凄厉的哭声骤然响起,是孤儿寡母的哭声,很揪心。我听见大姐姐翻了两次身。第二天早晨,阳光明媚,大姐姐坐在窗前梳长发。她本来长得很漂亮,但什么都不能吃,靠白蛋白输液活着,所以脸色发青,有气无力。 
　　那天早晨大姐姐清瘦的脸上有两个黑眼圈。我以为她要抱怨夜里哭声扰人,她却叫我看她的头发多滑顺。 
　　大姐姐没有男朋友,她喜欢梳头抹发乳,天天把自己拾辍得清清爽爽。女为悦己者容。不知大姐姐在为谁而容。 
　　第二天更晚的夜里又有人哭,听起来像是父母哭儿子。走廊里有护士的说话声,说什么人哭得晕过去了。黑暗中,大姐姐不知什么时候起来了,双手交叉紧抱肩膀站着听。透过蚊帐,看不到她脸上的表情。我轻声说:“大姐姐,你怕不怕?”过了好一会儿,大姐姐突然说:“他们都有人哭。我死了谁哭我?”我傻乎乎地说:“你有你爸爸妈妈哭啊。我才没人哭呢。”大姐姐不说话,摸索着缩回蚊帐里。我呆望着窗外清淡的月光,忽然悲从心头涌起。我要是今晚死了,真的没有人哭我。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他们想过我吗? 

　　鼻子发酸了,眼眶湿湿的。这对我来说是极其罕有的。我用手把眼泪揉了出来。那个夜晚我很需要哭一哭,我想流泪让心里别再堵得慌,但是眼泪只有一点点,仅够湿湿眼眶,不够攒成泪珠往下掉。我想起小孩子哭,都是叫着“妈妈呀”,越喊越是满脸泪。我无声地做了个口形“妈妈呀——”,感觉怪怪的,心里更加堵得透不过气。我又试着无声呼唤“爸爸呀”,感觉也不对。我哭不出来,只觉得悲哀,找不出一个亲近的人,哭得时候我可以呼唤谁?我能依靠谁?我能想念谁?我能哭着叫着谁来慰我心壮我胆?这样一个死神在病房走来走去的黑夜,我可以哭求谁庇护? 
　　没有人。没有人。 　　 
　　现在的小孩子很敏感。 
　　我的侄女佳恩,她母亲在她三岁零八个月的时候到美国进修,一去半年。佳恩上的是广州最好的幼儿园,一星期回家住三个晚上。 
　　爷爷奶奶特意搬到儿子家住,帮着照看她,家中还有钟点工专门带着她,我弟弟也尽量多一些时间陪她玩,晚上带着她睡觉,和钟点工同时去幼儿园接送她。 
　　几乎每个周末、节假日,她爸爸都通过电脑视频让她跟妈妈通话。但是,她还是出现了很明显的不安全感。 
　　有时,她会晚上突然紧紧抱住她的爸爸,眼泪汪汪地说:“爸爸,你不会离开我吧?你不要离开我!” 
　　有时,家里好几个大人陪她玩,她却心事重重自己翻图画书,一边喃喃自语,好几次图画书倒着拿。大人听不懂她嘟囔什么,告诉她书拿倒了,帮她纠正,她又倒回去。 
　　她不时自己在客厅的沙发上、茶几上、地柜上独自跳来跳去,大声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不停地唱,直到唱累为止。 
　　有时凡丁连续几天加完班回家,筋疲力尽,躺下想睡一会儿,她就捣乱,不让爸爸睡觉,要求讲故事。爸爸困倦至极吼她一声,她就很伤心地痛哭。爷爷奶奶赶忙搂住她,小声跟她讲道理。他们尽心尽力给她增强安全感,但我觉得她心理还是有阴影。 
　　她到我家来,大家看记录片《迁徙的鸟》。我们都注意画面、镜头的美,她却张嘴就问:“姑姑,鸟妈妈为什么不带她的宝宝飞走呢?” 
　　我说:“她的宝宝长大了,他们在一起飞呀。” 
　　她根本不接我的话,又问:“鸟妈妈为什么不带她的小宝宝飞走啊?” 
　　我说:“带着呢。” 
　　她还是自顾自说:“鸟妈妈为什么不带宝宝一起走呢?” 
　　我知道她心里有结,不会听任何解释,她在借题发挥呢。我不接她的茬,她就不断问这句话,直到我们再也无法看影碟,关机。所有人都想方设法耍宝,试图转移她的注意力。 
　　在过去的半年里,我妈已经有点心力不支了。 
　　一次妈妈打电话告诉我:“凡丁昨晚在外面应酬喝了酒,回来倒在床上就睡。佳恩就不听话,使劲推他叫他。我说,你要让爸爸好好休息,不然爸爸累死了,奶奶也会跟着死的;奶奶一死,爷爷也会死的,到时佳恩怎么办?这孩子懂……眼睛里含着泪,点头不闹了,抱着自己的小被子到我床上睡。” 
　　我说:“妈,你别吓她!我从小被你吓够了,你对佳恩千万别这么说,会影响心理健康。” 
　　妈妈终于不再跟小孩子说这种话。 
　　佳恩的母亲回国后,这孩子立刻变得活泼开朗。看到她的变化,我很感慨。 
　　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无缘无故没有父母任何消息的孤独漫长的日子,想起小时候哭都不会叫妈妈呀爸爸呀……我知道不会有任何人来理睬我来救我,我是一个什么人都不要的小孩子,我把被抛弃的恐惧和愤怒深深压在心底。 
　　每一代儿女对父母都有怨结。时代不同,怨的程度也不同。可是每一代人都把深怨埋藏在心底。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那也是“万人坑”啊!许多白骨化灰化烟,他们没有机会说,他们没有胆量说,他们说了没人听。最亲近的人是伤他们最深最痛的人。连亲生父母都不能相依,活得多失败,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呢? 
　　此时,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对父母的怨恨已经化解了。因为我终于把长在心里的结石挖出来了。我要说的不仅仅是我的父亲母亲,我想表达我们一代人对父母一代人的看法。 
　　我们这一代人,许多人和我有相同的经历,不是我们父母的错。但是,我们必须梳理情结,在精神层面释放这种压抑,亡羊补牢,为的是,减轻下一代、再下一代的精神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