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他论述散文抒写真情实感的经典之作《怎么写》中发出了不朽的警告：散文的幻灭在于“真中见假”。［12］（P24)他的散文批评也自始至终坚持真实这一标准。巴金老人在文革复出后，说历史给他一个还债的机会“讲真话”：“《随想录》是我最后的著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老托尔斯泰给我指出了一条路，改变自己的生活，消除言行的矛盾，这就是讲真话。”［13］（P4）读李存葆的作品，我们除了被作家牵入令人震撼的“真”，还会感受到在文字之下的一颗忧心，一种悲悯的入世情怀。
李存葆是以把真的东西给历史来要求自己的。正像他引明《百川书志》所称：“据正史，采小说，论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述百年，概括万事。”他在《＜沂蒙匪事＞赘语》中宣称，作品中的“每个人物，每个情节、细节，乃至每个地名、村名都是真实的，我都努力作过考证。”“文人非史家，对某一段历史作宏观纵横之说，必得征而有信，才能防止以讹传讹，才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因了他这种严格求真的精神，我们在读他的《沂蒙匪事》、《鲸殇》、《祖槐》、《国虫》、《东方之神》等作品时不禁感叹：李存葆神游四海，查了多少史籍、翻了多少地方志、读了多少书、跑了多少路啊！张炜为了创作他的长篇小说，足迹踏遍了胶东的山山水水，踏遍了芦青河沿岸的每一个粉丝作坊，付出了几年的心血和汗水，他深有体会地说：搞文学是个苦差使，它足以使你耗去一生的心血，让你满脸皱纹。李存葆也是这样严肃、踏实的作家。正因为他获得了更多的真实，才更加了解真正的民情。《沂蒙匪事》让我们看到了上世纪初二十余年间八百里沂蒙那血淋淋的社会现实：无山不匪，无峦不盗，七十二崮的崮顶处处曾是土匪施暴逞凶的营盘。“惯匪如刘黑七之辈，恶名昭彰，曾祸及半个中国，巨匪若孙美瑶之流，奸同鬼蜮，曾因劫掠欧美洋人而酿造过国际纠纷；女匪似赵嬷嬷之伙，心如蛇蝎，曾使沂蒙百姓一提起这恶叉雌虎便毛发倒竖；悍匪似李殿全之帮，天良丧尽，曾把人性之恶展示得无以附加……至于昼伏夜出，栖于林莽的散匪和那些剪径的草寇、打劫的山贼，更是多如牛毛。”恶匪烧、杀、奸、抢，惨绝人寰，政府赋苛税重，吏治腐败，官吏军队骄奢淫逸、如狼似虎，官匪勾结，兵匪一家，百姓九死一生，饿殍载道……真实总是怵目惊心，让人猛醒。作者以强烈的当代意识观照历史，剖析滋生土匪的社会因子，剖析人性中恶的一面，提醒世人节制欲望，警惕人性中“匪”的因子……
秉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李存葆总是毫不留情地把他看到、想到的真实告诉我们：鲸不会自杀，“会自杀的人，对同类对动物善于‘他杀’。这种‘他杀’充满着人类独有的智慧和计谋、狡黠和圈套、残酷和狠毒”；由于环境恶化、超量取水，黄河断流，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系列农业、水利、渔业、生态乃至民族文化断裂方面的严重后果；祖槐上不但没有鹳窝连鸦窝都没有了，昔日美丽富庶的汾河，如今下游已成几步即可跨越的臭水沟，污浊的空气模糊了人们的视线；现代社会中爱与美沉沦了，流行的是金钱、权力对美的玩弄以及水做的女儿们的自甘沉沦；蟋蟀的小斗栅连结着社会大舞台，多少人为此家破人亡、用尽心机，今日的蟋蟀之乡因为竭泽而渔式的捕捉、农药的大面积使用而使蟋蟀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传统美德“忠、义、仁、勇”在当下已不多见，多见的是制假贩假、道德堕落、信义皆失、权色交易……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李存葆作为一位有深切现实感的感时伤世的文化人，对人类生存、发展、自我完善等重大问题是自觉担当的，不把这些看成和我们无关的存在，他用他的笔，把生活中的真实彰显出来，鞭挞假、丑、恶，讴歌真、善、美，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一颗入世的悲悯的心。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面对传统理念与外来文化的激烈碰撞，现代文明与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