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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要宋出马去向蒋说项。但蒋还是没有让戴笠当这个组长，而让另一心腹唐纵担任此职。
戴笠没能当上组长，遂千方百计à拢、讨好唐纵。在一次军统局局务会议上，戴笠强调说：唐纵当了第六组组长后，就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对唐要特别尊重。戴笠还指示管生活的人每月登门看望唐纵一次，主动向其送钱送物。例如1944年中秋节，就送给唐纵2万元，春节时又送唐过年费10万元。而唐纵少将当时的月薪只有480元。由此可见，为了à拢和贿赂侍从室的一位组长，目中无人的戴笠也甘愿下这样大的赌注。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唐纵受礼后，当然心中有数，对军统局和戴笠本人也就格外帮忙。有时几个单位同时向蒋介石呈送报告，唐纵就把军统局的报告率先呈送，再将别的单位的报告压个一天半天。这样的“小动作”？也察觉不出来，当然也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在唐纵来说更不费吹灰之力，但对军统局来说就功德无量了。
侍从室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国民党的特务机构除“军统”外，还有“中统”。中统的全称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最初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后改调查处)。众所周知，中统特务组织的最大头目是陈果夫和陈立夫，手下的得力干将和具体负责人是徐恩曾，官阶是中统局中将局长。但是，蒋介石对中统也不大放心，而要由侍从室去控制和监督它。1942年3月26日，蒋介石对侍六组组长唐纵当面下达指示说：“对两个调查统计局(笔者注：指中统和军统)工作要调整，对两统局工作人员要考核，每日要前往两局视察，D助指导，并接见其工作人员。两局人事必须由侍从室第六组处理。”
1944年1月7日，蒋介石又向侍二处主任陈布雷下达了一道手谕，其要点是要侍从室研究并设计建立一个对党政军各机关进行监督和控制的监察网，以加强对特务、缉私机构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两局(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的监察。
国民党一贯标榜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行政五院各司其职。其实这是表面现象，是做做样子给老百姓看的，骨子里仍然是蒋介石一个人说了算。为此，蒋当然要通过侍从室来指挥五院。1943年3月8日，蒋介石亲自召集侍从室各处主任和各主要组组长开会，下达“圣旨”说：“侍从室务须设法推进各部院的工作。”一言九鼎，侍从室凌驾于各院、部之上的地位，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凡此种种，都引起蒋政权各部门的不满，许多高层人士也对此深为反感。难怪国民党头面人物何应钦愤慨地指责侍从室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但天子毕竟是天子。蒋委员长也罢，蒋主席也罢，蒋总统也罢，头衔可以不断·新，独裁者的本质始终未变。侍从室有了蒋介石做靠山，还有？能奈其何呢！
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蒋介石当然深谙此中道理。为此，他把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党内外、军队内外的各种情报，作为头等大事予以关注。特别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蒋介石的统治又是特务统治，因此搞情报就更为重要了。
蒋介石曾明确规定：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每天必须向他呈报军事、政治情报各十份。为了尽快看到最新情报，蒋介石还亲自下令：六组的情报可以越级呈送，不？过侍从室一处和二处，直接呈报给蒋本人。蒋特别要求六组提供共产党的情报。例如1946年1月30日蒋指示：必须派人潜伏在共产党内部，以入虎穴之精神建立内线；今后应讲求谣言攻势，谋略工作亦十分重要。再如1943年8月17日，蒋介石下达手令，对六组提出要求说：“陕甘宁绥边区兵要地志及地图与每邻接各据点之距离里程，望详细呈报，并极密为要。”蒋介石之所以要此情报，其目的一清二楚：“此乃对奸伪用兵之步骤”。
对于国民党内的各个派系，蒋介石也十分警惕，深怕它们在背后搞自己的“小动作”。桂系、湘系、粤系、西北系、东北系、川系、滇系、阎(锡山)系以及各地方实力派(如新疆的盛世才、青海甘肃的“三马”等等)，历史上与他蒋介石有过多次分分合合，恩恩怨怨，甚至兵戎相见。因此蒋介石一贯重视搞异己派别的情报，并要六组及时提供。例如1943年4月28日，蒋介石亲自召见六组组长唐纵，要唐“注意唐孟潇(唐生智)、何云樵(何键)在湖南的活动，但不可使其察觉”。
蒋介石为什么把这样机密的任务交给侍从室？因为侍从室是他心目中最可靠的机构，侍从室人员是他手下最可信任和嘱托的人员。即使是见不得人的事，也可交其承办。
有人还把侍从室称为蒋介石的“智囊团”，这话很有道理。这方面的事例也不胜枚举。
1940年1月，戴笠从杜月笙处获得一份绝密情报，内容是汪精卫与日本订立的卖国密约。蒋介石得到报告后，立即指定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和“日本通”张群一起关起门来研究，提供了对策。
再如1948年国民党召开所谓“行宪国大”后，第一届内阁即行政院长的人选，成了国内外瞩目的焦点。?来当这个院长？各派系都跃跃欲试，争之者甚多。蒋介石当然不肯放弃这块阵地，提出由他最信得过的政学系头目张群充任。但是，国内舆论普遍反对党派色彩太浓的人当行政院长，就连大洋彼岸一向标榜民主自由的美国也希望蒋“总统”的内阁能够“民主化”一点，不要太“清一色”，以改善形象，欺？民众。其时蒋介石在各个战场上迭遭败绩，急需得到“美援”，尤其是美国军火的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与陈布雷作了多次密谈，最后终于采纳陈的意见，放弃了？先“钦定”的张群，改由无党派地质博士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
侍从室里的“智囊”远不止陈布雷一人，其他如张治中、贺耀祖、林蔚、钱大钧等人，也都工于谋略，是蒋介石的智囊人物。至于组长一级干部中，也有侍二组组长于达、侍四组组长陈方(字芷町)、侍六组组长唐纵等人，常主动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以唐纵为例，他在日记中曾多次记载自己为蒋介石出了哪些主意，提了哪些建议。1940年6月1日，唐纵向蒋介石呈交了《国际现势之观察及其对策》，洋洋3000余言，建议联苏联美以抗衡日本。蒋介石阅后表示满意，“御笔”批曰：“可嘉勉。”
德、意、日法西斯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公愤。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断扩大。1942年1月1日，中、苏、美、英等国在华盛顿签署了《二十六国公约》。所有签约国均庄严保证：使用本国的全部军事、?济资源，共同对抗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中、美两国政府商定，中国战区(包括越南、泰国等区域)正式成立，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统帅。
在此重要关头，为了D调有关事宜，蒋介石于2月4日上午乘飞机赴印度访问。此事行前极端秘密。是啊，要是让敌人侦知此事，把蒋介石乘坐的飞机予以击落，岂不坏了大事！但是，侍从室的高级幕僚却事先就知道此事，情报组长唐纵还专门拟了一个《敌人今后动向与我国应有之对策》的建议书，供蒋介石此行作参考。在呈蒋前陈布雷先看了这份建议书，认为其“议论判断皆极警策”。蒋阅后也颇为赞许。
以上事例足以说明，说侍从室是蒋介石的“智囊”，它是当之无愧的。
侍从室又是蒋介石的“联络站”，为他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反共军事行动当参谋、下指示，起联络作用。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他部署在抗日第一线的部队大多是“杂牌”，如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桂军、滇军、粤军、晋军等等，真正的中央嫡系部队是很少打头阵的。但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蒋却部署了最精锐的嫡系部队。如对陕甘宁边区，就由胡宗南的数十万大军包围着，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下手。1943年6月29日，胡宗南从西安秘密发电报给蒋介石，报告说已调集了三个师的兵力，定于7月28日进攻陕甘宁边区，并详报了作战部署。
侍从室知道军情紧急，立即将电报呈送蒋介石。蒋当即批示：“可照已有岗电切实准备，但须俟有命令方可开始进攻，否则切勿行动，并应极端秘密，毋得声张。”侍从室又以最快速度将此“圣旨”通知胡宗南，发挥了上下联络的作用。
侍从室的触角伸得很长，许多事情都要介入，甚至对标榜“司法独立”的法院也要干预，也要指手划脚。
1942年，在重庆出了一件大案，曾轰动山城。事情是这样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理林世良，勾结大成商行的章德武，大搞走私活动。一次从仰光到昆明一下子走私商品3000多万元，林世良从中渔利1000多万元。?知事机不密，被军统局侦知。军统本来就想把缉私这块“肥肉”从孔家手中攫取过来，遂向蒋介石状告孔祥熙。
这时抗战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广大群众生活艰辛，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多少人啼饥号寒。“家无隔夜粮，路有冻死骨”，可谓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而林世良之流竟大发“国难财”，舆论哗然，国人皆曰可杀。司法机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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