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见古人无远虑，如君真得古人情。登科作尉官虽小，避世安亲禄已荣。一路水云生隐思，几山猿鸟认吟声。知君未作终焉计，要著文章待太平。

此诗在艺术上并不成功。除了“一路水云生隐思，几山猿鸟认吟声”有诗意诗味外，其余诗句确有些淡乎寡味。此诗的价值在于，它真实地表现了唐末乱离之世士人隐与仕的矛盾心理及仕宦态度。唐末，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社会秩序遭到极大破坏。一些文人为避祸而选择了避世归隐。然而乱世归隐，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常常陷入困境，而入仕则有俸禄可以安家荣亲。另外，学而优则仕，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也促使更多的文人在宦途奔波。唐末，武夫称雄，文人虽入官场，却也常遭遇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因此，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困扰者许多文士，他们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不定。“几山猿鸟认吟声”，透露出周繇入仕前曾有隐于深山读书的经历。周繇登第后曾任福昌尉，期间回池州省亲，“一路水云生隐思”，有归隐之念。另，《嘉靖池州府志》卷七《周繇传》：“（周繇）为河南尉，秩满归隐九华，仆射王徽称其孝可以表俗，奏至德令。”可知，周繇归隐九华后又出仕。文士由隐而仕，由仕而隐，徘徊不定，在唐末并不罕见。杜荀鹤，罗隐，张乔等，都有隐、仕之经历。

“安亲禄已荣”透露了唐末部分文士的入仕态度：干禄以便安亲荣家。杜荀鹤云：“早知寸禄荣家晚，悔不深山共汝耕。”（《行次荥阳却寄诸弟》）“求名日辛苦，日望日荣亲。”（《入关历阳道中却寄舍弟》）而费冠卿则直言不讳地说：“干禄养亲耳，得禄而亲丧，何以禄为！”（《明一统志》卷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唐末文士，处于乱离之世，天下无道，他们心中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功名意识逐渐泯灭。虽然仍有少数人苦苦支撑着“修”、“齐”、“治”“平”的儒家传统道义，但对大多数文士来说，顺时听命成为必然选择，建功立业的功名心逐渐被追名逐利的名利心所代替。这里有必要把“功名”和“名利”这两个词的含义作一界定。张兴武认为：“所谓‘功名’，是指个人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而所谓‘名利’，则是指一种以自我私利为核心的权利渴求。”[9]

检读《全唐诗》，我们不难发现，盛唐士人频繁使用“功名”一词，而唐末士人频繁使用“名利”二字。如：

驱驰歧路共营营，只为人间利与名。(杜荀鹤《遣怀》)

无论南北与东西，名利牵人处处同。(杜荀鹤《途中有作》)

名利了无时，何人暂访师。(张乔《东湖赠僧子兰》)

市朝束名利，林泉系遗遥。(顾云《题贾氏林泉》)

可见，名利在他们心中是占有相当的分量的。

而盛唐中唐及晚唐前期，士人普遍追求功名。杜牧云：“两怀多少是恩酬，未见功名已白头。”(《冬日题智门寺北楼》) “草色人心相与闲，是非名利有无间。”（杜牧《洛阳长句二首》)他们把名利看得很淡。“会待功名就”，他们会“扁舟寄此身”的。(许浑《早发寿安次永寿渡》) 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也说：“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7]

唐末五代的士人苟且偷生于乱世，有志难酬，功名思想逐步消失，而代之以名利思想，也就在必然之中了。

“知君未作终焉计，要著文章待太平”，可知周繇对时局并未完全绝望，他未下定归隐的决心，而仍然期待着太平盛世的到来。

值得指出的是，杜荀鹤有不少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可见他时时关注现实，时有改变现实，济苍生，安社稷的思想。他说“男儿出门志，非独为谋身。”（《秋宿山馆》）我们可以窥见杜荀鹤的矛盾心理，他仍在疲惫地支撑着儒家传统道义，但“天地最穷人”的艰难处境，以及唐末追名逐利的时风，使他难以摆脱对名利的渴求。可以说，在杜荀鹤身上，功名思想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并不强烈。随着他在仕途上不断经历坎坷，功名思想逐渐让位给名利思想了。这是杜荀鹤的不幸，更是时代的不幸。

以上考析了杜荀鹤与顾云、李昭象、张乔、周繇四人的交游诗。他们是同乡，又是至交好友，他们之间相处应该是融洽的，不会有什么顾忌。所以其交游唱和之作是他们思想性情最真实的流露。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他们的交游诗无疑是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1]《全唐诗》[M]，中华书局1999年版  本文所引杜荀鹤诗，均见《全唐诗》。

[2] 《唐诗纪事校笺》[M]，王仲镛，巴蜀书社1989年版

[3]《北梦琐言》[M] 孙光宪，中华书局 2002年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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