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卷二五二《唐纪·僖宗乾符六年》（879年）：“由是贼势（笔者注：指黄巢农民起义军）复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转掠饶、信、池、宣、歙、杭十五州，众至二十万。”[5]“窣云”，指坼裂飘忽之云，似指家乡遭受战乱。诗题中“乱”当指黄巢起义军于879年进犯池州。

首联连呼李生，劝其归家，为好友的安危而担忧的急切心情跃然纸上。颔联点明了劝其归家的原因——“兵戈到处弄性命”。据《杜荀鹤年谱系诗》（杜荀鹤及其《唐风集》研究）乾符四年（877年），杜荀鹤离池州赴长安应试，乾符五年（878年），落第还乡。期间，杜荀鹤遇战乱。有《将入关安陆遇兵寇》、《自江西归九华》、《下第东归将及故园有作》等诗为证。杜荀鹤曾亲眼目睹“军家刀剑在腰边”，“遍搜宝货”，“乱杀平人”的惨象。（《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诗人们孜孜追求的儒家“礼乐”倒成了“生是非”的东西。这些反常的现象恰是唐末乱离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颈联自我解嘲地表示要像野猿呆在橡坞，像溪鸟立于渔矶。尾联说诗人“也知不是男儿事”，可身处乱世，不归隐又能如何呢？我们分明感受到诗人的凄苦无奈的心情。李昭象后终老山林。封建时代读书人普遍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就这样被扼杀了。

3.张乔

       张乔，晚唐著名诗人。《唐才子传》卷六 “张乔，池州人也。”与杜荀鹤同乡。《唐诗纪事》卷六七载：李昭象“还秋浦，移居九华，与张乔、顾云辈为方外友。”[2] 乾符六年（879年）冬，高骈为淮南节度使，镇扬州。顾云为其幕僚。中和二年（882年）前后，杜荀鹤曾至扬州等地游宦，当有借顾云、高骈之助之意。在扬州，与诗友张乔相逢。异地逢故知，倍感亲切。杜荀鹤作《维杨逢诗友张乔》诗：

天下方多事，逢君得话诗。直应吾道在，未觉国风衰。 生计吟消日，人情醉过时。雅篇三百首，留作后来师。

此诗透露了诸多信息，为研究唐末乱世文人的思想、性情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首先，唐末文士已缺乏盛唐时那种建功立业，力挽狂澜，报效朝廷的雄心壮志。如：岑参“功名只应马上取，真正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 李白“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二）等等。与他们相比，杜荀鹤于“天下方多事”时，“逢君”不“话”安社稷，济苍生，报朝廷，立功名，而“话诗”。固然，这与张乔诗名甚著有关。 《唐才子传》卷六：“张乔，池州人也。隐居九华山，有高致，十年不窥园，以苦学。诗句清雅，迥少其伦。当时东南多才子，如许棠、喻坦之、剧燕、吴宰、任涛、周繇、张蠙、郑谷、李栖远、李昌符、与乔亦称十哲，俱以韵律驰声。”[8] 但值此多事之秋，逢君只话诗，还是有点不合事宜。诗人们对改变时局缺乏信心。杜荀鹤的《塞上》曰：“软弓轻箭也随身”，但目的不是像李贺那样“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而是“独作书生疑不稳”，自备弓箭以防身。唐末士人很少做盛唐士人那样的英雄梦。

其次，唐末部分诗人认为“直应吾道在，未觉国风衰”，自觉地继承《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以诗歌反映万方多难的社会现实，反映人民的苦难生活。这些诗人敢于直面动乱的社会现实，直面百姓的惨淡人生。他们对现实充满关切、忧虑，却缺乏改变现实的信心和雄心。

再次，唐末文士身处乱世，普遍感到孤独与压抑。他们看不到生活亮色，找不到人生出路，而大多以苦吟，醉饮来排遣凄苦无奈之心灵。对许多文士来说，苦吟，醉饮成为他们生活须臾不可离的东西。正如杜荀鹤所说：“生计吟消日，人情醉过时”“诗酒卫吾身”。（《 入关历阳道中却寄舍弟》）

最后，颜真卿在《与郭仆射书》中说：“盖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之谓不朽。”[7]唐末文士大多退而求其次，他们对立德，立功缺乏足够的信心和热情，而看重立言。杜荀鹤言“雅篇三百首，留作后来师。”他为“一句我自得，四方人已知”（《苦吟》）而自喜。他自编诗集，显有立名之意。

杜荀鹤的《维杨逢诗友张乔》诗较全面地反映了唐末乱世文士的处境和心境，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认识价值。

4.周繇

        晚唐诗人，字为宪，池州人，与杜荀鹤同乡。《唐摭言》卷十：“周繇，池州青阳人也。兄繇，以诗篇中第。”中第时间，《唐才子传》卷八云：“周繇，江南人。咸通十三年郑昌图榜进士，调福昌县尉。”周繇甚有诗名，是当时“九华四俊”及“咸通十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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