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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秦州交游及诗作
——杜甫陇右诗文化研究系列之四
■聂大受
杜甫秦州交游
杜甫寓居秦州时交游往来不多,有姓名可考者有三人:杜佐、赞公、阮昉。
杜佐,杜甫的从侄,官终大理正,当时居于秦州东柯谷。他是杜甫在秦州的惟一亲人。杜甫寓居城里时,他送米送菜,问寒问暖,后来又接到东柯谷小住。杜甫在诗作中详细地记写了他们的往来关系,表达了对杜佐的称赏和关爱:
多病秋风落,君来慰眼前。自闻茅屋趣,只想竹林眠。
满谷山云起,侵篱涧水悬。嗣宗诸子侄,早觉仲容贤。
(《示侄佐》)
山晚黄云合,归时恐路迷。涧寒人欲到,林黑鸟应栖。
野客茅次小,田家树木低。旧谙疏懒叔,须汝故相携。
(《佐还山后寄三首》其一)
食蔬接济,精神抚慰,使远离家乡的杜甫感受到了非同寻常的亲情。
赞公,杜甫的旧交,原为京都大云寺住持,当年杜甫陷身长安时,曾受到他多方关照,留寺住宿,还以丝履氎巾相赠。此时因房琯事被贬谪,先于杜甫寓居秦州。二人异地相逢,分外欣喜。杜甫亲往赞公住地探视,赞公则数次陪同杜甫寻找营建草堂的合适地方,先是在东柯谷西边的西枝村,后又到西枝西面的西谷。期间,杜甫宿于赞公的土室,长夜畅叙情怀,写下了诗作《宿赞公房》、《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寄赞上人》、《别赞上人》。对赞公予以称颂:“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大师京国旧,德业天机秉”。对他们之间的友情格外珍重而又叹赏:“异县逢旧友,初欣写胸臆”。“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相逢成夜宿,陇月向人圆”。杜甫寻置草堂终未有果,但在秦州定居的打算确实有过。
阮昉,秦州本地人,杜甫在秦州的新交。阮昉是一位隐士,安贫避喧,超俗近道,深得杜甫的赞赏和看重。二人往来频繁,关系非同一般,杜甫《贻阮隐居》说:
陈留风俗衰,人物世不数。塞上得阮生,迥继先父祖。
贫知静者性,白益毛发古。车马入邻家,蓬蒿翳环堵。
清诗近道要,识子用心苦。寻我草径微,褰裳踏寒雨。
更议居远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颍客,荣贵如粪土。
弃官后的杜甫,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对人生的重新思考,使他的精神追求与以前有了不同。阮昉的品节行为正好与之相契合,因此颇有相见恨晚之感。精神上的契合伴随着生活上的帮助,《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记述了阮昉主动送薤,杜甫无比感激的情景。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到,杜甫和阮昉相互走访,交流思想,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另外,从《佳人》、《送远》、《送人从军》、《从人觅小胡孙许寄》等诗中可以窥见杜甫在秦州的其他交往,这些人物的情况已无从考证,但却折射出了杜甫的节操和品性。
杜甫寓居同谷期间的交游,有名可考者只有一人,即李衔。杜甫晚年所作《长沙送李一衔》说:“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州,即同谷县。从此诗可知杜甫与李衔的友谊是“久存胶漆应难并”,非同一般。《乾元中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七说:“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看来在同谷时二人关系是相当密切的。除李衔而外,与他交往的还有一些“闾里”邻人,《乾元中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二云:“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闾里为我色惆怅”。《发同谷县》中说:“临歧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交情无旧深,穷老多惨戚”。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已无从去考,但从诗中可知,他们都是一些富有同情心的穷苦人,杜甫自言与他们既非旧识,又非深交,然而他的感情已与这些普通人融合无间了。
爱国忧民一以贯之
爱国忧民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基本主题,在陇右时期的诗作中也同样贯穿着这一思想。
乾元二年,安史之乱的战火还在蔓延,国家仍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杜甫时刻关注着平叛战争的进展,他在《秦州杂诗二十首》中写道:
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
士苦形骸黑,旌疏鸟兽稀。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
此时,西边的吐蕃也不时伺机进犯,身处边塞秦州的杜甫,亲身感受到了外族入侵的威胁,对国家面临的新的危机而担忧:“羌妇语还笑,胡儿行且歌”(《东楼》)“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八)
对广大人民遭受的战乱灾难和剥削压迫,杜甫更是忧愤难安:“万里流沙道,西行过此门。但添新战骨,不返旧征魂”(《东楼》)“老弱哭道路,愿闻甲兵休”(《遣兴三首》)在《盐井》一诗里揭露了盐工所受的重利盘剥:“自公斗三百,转致斛三千”。《石龛》诗中,对人民所受的徭役压迫深表同情:“‘为官采美箭,五岁供齐梁’,苦云‘直簳尽,无以充提携’,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
尤需指出的是,杜甫此时正处于被贬谪打击的逆境之中,然而他依然情系国家心想人民,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他还借马述志,表达为国效力的宏愿:“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驌骦。哀鸣思战斗,迥立问苍苍”(《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五)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管自己的境遇如何,始终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疾苦放在首位。他在陇右时期的诗作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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