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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潜在生活深处——戴来小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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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阶，自己为自己在内心中挽回面子，并非真正的决绝态度。人的精神在现实的物质面前溃败了，所谓的选择化成了泡影，习常的烦恼生活还在安天那里依附延续，他又回到了“门”中。再次，“门”与“拒绝”。“拒绝”是一种行为主体强硬的态度，它与无奈之后的“逃避”和犹豫不决的“选择”划清了界限。“拒绝”表明了人的主体性和行动性，拒绝的人远离了后退、麻木与委曲求全，面对生存之境他坚持提出自己对生命的要求以及对彻底透明性的要求。在戴来的小说中，这样的拒绝者并不多见，《把门关上》中的于军是一个例外。于军拒绝了丁学松的生活方式，在他眼里，丁的耽于幻想不切实际、装模作样故弄玄虚、“光辛苦不收获”的受挫感情都是荒唐可笑的。他对丁学松的嘲笑和审视是不遗余力的。虽然于军的价值标准和情感态度有时也难以理清混乱矛盾，但他在戴来小说中有着独特的意义，即他是一个能思考的人，他怀疑爱情、鄙视空想、排斥虚无。一切的价值目的和意义形态的信念在他眼里都是虚妄的，他接受的是一种最真实、最牢固的生活。小说在最后丁学松要离开之时，于军说了一句“把门关上”，这是“拒绝”者发出的声音，这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生活形态在这里终于出现了断裂。
戴来在小说艺术上的智慧还表现在其小说的“戏剧性转折”上。一般来说，戴来小说的叙事是松弛的，这种松弛既与主人公们无所事事、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和迷茫困窘的精神状态相对应，也与戴来对叙事节奏的出色控制能力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上说，松弛并不意味着平淡，也不意味着戴来的小说就没有内在的紧张。事实上，在松弛甚至不经意的叙述中，戴来常会给人以一种尖锐的刺痛。这种尖锐的刺痛感来自于小说的许多方面，既可能源于对人性和人生的解剖的深度，也可能源于对某种生存真相的揭示，而表现在艺术上“戏剧性转折”的运用可以说就是这种尖锐感的直接印证。这种不同凡响的“转折”往往出现在小说的结尾，它不但让小说获得出人意料的突兀惊奇的阅读效果，而且使小说内部形成了大面积的对比、反讽等矛盾张力，从而推进了小说戏剧化的进程。《我看到了什么》对此表现最为突出。主人公安天从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从一辆形迹可疑的车上跳下来，往垃圾筒里吐了一口热乎乎的精液”刺激得他兴奋起来，到等待那个女孩出现幻想与她也来上那么一回，再到幻想过后心平气和地回家，这基本上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写一个无聊男人情绪的起伏转换。本来我们以为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不料小说在结尾处峰回路转，出现了点睛妙笔，回到家中的安天却看到了妻子与别人在床上偷欢的情景，无与伦比的嘲讽意味就这样油然而生。《外面起风了》等作品同样也具有着“戏剧性转折”的强烈效应。在四十年前的战斗中被枪打掉“小弟弟”的老王捡回了侄子丢给他的玩具枪后，他竟然把枪口伸进了给他带过绿帽子的老婆体内。《然后就杀了他》中的“我”被班主任丁思逼迫着承认了莫须有的丑事，弄得身败名裂饱受冷落嘲笑，但小说的结尾主人公却说了这样的话:“有一个愚蠢的念头，我一直没对谁说过，那就是，我要用我的身体向丁思证明我的清白，然后，就杀了他。”《我是那个疯子》中孙鸣健来到了魏玮这里寄宿，他的死乞白赖让魏玮厌恶但又不好撕破脸皮下逐客令，情人节这天孙鸣健终于主动离开了。小说对魏玮烦恼情绪的描写极为到位，并且穿插了孙鸣健在作家班进修时的种种拙劣表现，当然，这些只是小说情节展开的背景铺垫，它们统摄为一体靠的是小说在结尾处巧妙的谜面设置和谜底揭开。毫无疑问，被勒死的女人与孙鸣健、与小说结尾时魏玮发现屋子里的“那根绳子不见了”三者之间有着必然的逻辑关联。戴来是一个有自己风格的作家。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的确是写作高度的一个见证。平庸的写作者永远都不会写出自我，写出独特，当然更写不出精彩和深刻。拾人牙慧、卖弄形式、编织离奇、对现实世界缺乏一种洞察和判断、或者遁入历史将其搞得乌烟瘴气还自以为是的写作者不乏其人，甚至他们还堂而皇之地占据着大小的文学版面，这是一个悲哀。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平庸者，需要的是有着对生活和命运进行思索又不乏审美力量的写作者。即使从这样一个苛刻的标准出发，戴来也没有让人失望。尽管她的写作存在着模式僵固、自我重复、美感欠缺、行文粗糙、对病态生活真相的表达有着概念化之嫌等等缺憾，她的小说离真正的与生命、与存在、于形而上相契合的大作品之间还有着相当的距离，但我们应该承认，戴来已经展现出了作为一个优秀作家的才华与素养，我们相信凭着她的自我修复与自我完善能力，她的写作前景将一片光明。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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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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