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歌

　　戴来虽说是苏州人，但我第一次见她时，她却已经生活在河南了。对于一位江南姑娘，远嫁到河南新乡，不光令人不解，而且会叫人心生肥水流入外人田的不快。这么想当然非常狭隘，人家文成公主，还远嫁西藏呢。戴来嫁过去，不一定是为了祖国的和平安定，但她一定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比方说爱情。因为爱情而离乡背井，其实应该受到崇敬。当然她的父母除外。戴来的父亲，就曾多次在电话里向我表达了他内心的伤感和无奈。“她说她要回来的！”他几次这么告诉我说。但是，一年年过去了，戴来还是没有回来。甚至过年，她都不回到苏州来看一看她的父母。我想她是在新乡生了根开了花，不光买了地盖了别墅，还在那儿挂了职，像模像样地当起了“副县长”，她哪儿有半点要回来的意思呢？ 
　　我经常会当众把戴来称作是我的女儿。不知她内心是不是愿意。如果她不愿意，那就要请她原谅，原谅我占了她的便宜。2002年年底，陕北的雪好大啊，鲁院组织我们去社会实践，我却在那儿病倒了。从延安回西安的火车上，气温是零下十几摄氏度，车内却没有暖气。我记得我一整晚都在车厢里发抖。我和戴来都睡在下铺，两对面睡着。那一晚，我在迷迷糊糊之中，感觉到戴来的手，不时从对面伸过来，替我掖掖被子。那一夜，我真的是十分感动。我恍惚中觉得自己是已经到了风烛残年，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而我的孝顺女儿，则对我体贴入微。她因为生怕我着凉，一夜都没有睡好。她不让自己睡着，就是为了要照顾我。 
　　当然，我对她也真是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有一次她喝醉了酒，我和魏微把她架回鲁院。魏微走了之后，我还呆在戴来的房间里，生怕她又要呕吐，以便照顾她。她已经吐过一次了，吐得地上全都是，我帮她清理掉，然后坐在黑暗里陪伴着她。直到估计她已经睡着，就在她床头放上一只脚盆，这才悄悄地走掉。 
　　我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女儿，我会感到十分骄傲。戴来的机灵劲，让她显得那么可爱。她绝对不是一个喋喋不休的人，说起话来也是轻轻幽幽的，慢条斯理的。但是，她是机智的。她的幽默，有很明显的原创色彩，因此总是新鲜的，充满活力的。在我看来，她的人缘也非常好，似乎胸怀是十分宽广的。在鲁院那个班里，我和很多作家是并无多少来往的。但是因为戴来，我和许多原本不可能交往的人有了交往，与原本不可能成为朋友的人成了朋友。我知道在这个班里，有一些人甚至比我还要更喜欢戴来。还是那次去陕北，几位朋友，不光侠士般地帮戴来提行李，而且把她“老父亲”我的包包，也一并提了去。让我意外地体会到了一点做“岳父”的乐趣。 
　　作为新一代的小说家，戴来是那么的优秀。在一次会议上，遇见洪治纲，他说起我的一个小说，我为了讨表扬，就问他：“这个作品写得好吧？”他出于礼貌，马马虎虎地夸了我几句。接着，话锋一转，开始真诚地赞美起一边的戴来了。他很用劲地表扬戴来，说他由衷地喜欢她的小说。要不是我也喜欢戴来的小说，要不是我和戴来是铁哥似的忘年交，我就要吃醋了。我会觉得洪治纲这样做，是在故意气我。洪治纲对戴来的评价是：“她总是以极为冷静的话语，津津乐道地叙述着生活在现代都市底层的特有人群，并将他们的生存感受与内心世界细细地延伸和放大，从中凸现他们在现实纠缠中所辐射出来的极为特殊的精神景观。” 
　　戴来写小说的历史不是很长，但她在文坛迅速蹿红。她的作品，在一些重要文学期刊发表，受到普遍的关注。李敬泽说：“她的小说不像是一个女人写的。戴来很残酷，不是那种恶毒的残酷，而是冷静、精确，像一个外科医生，她的手不会抖。当戴来写小说时她通常穿着白大褂、脸上蒙着口罩，这副派头总会震慑住读者，比如我。”她的书一本本出来，有的还被翻译到国外去。2004年是中法文化交流年，戴来是应邀前往法兰西的最年轻的中国作家。我不知道这个调皮的小坏蛋，走在巴黎的街头，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她还是那样漫不经心地叼着卷烟，穿着牛仔服，披着一头染黄了的方便面似的散发晃晃悠悠？她在法国还说段子吗？在老外采访她的时候，她是不是也会突然咯咯咯地傻笑起来？你要问她笑个啥，她会说，我的手机上来了一个新段子，说鹦鹉正在骂空姐呢。 
　　戴来给文坛带来的是冷峻地揭示了我们生活秘密的全新创作。而在我和她之间，友谊、欢乐、温暖，这些，也都是戴来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