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

    戴来是一个具有良好艺术潜质的作家。她不仅能自觉地规避同类作家极度个人化、躯体化的叙事格调，使叙事摆脱了对创作主体自身经验的过度依恋，而且不断地采用一种反女性化的视角，将叙事延伸到相当宽阔的生活领域，去触摸自我经验之外的生存景象及其精神状况。在戴来的小说中，我们看不到那种被当下青年女作家所普遍采纳的自传式叙事腔调，看不到她对叙事话语不断进行私秘化处理的审美意图，更看不到她对现代都市时尚生活的迷恋式表达以及由此而生的某种优越感。她总是以极为冷静的话语，津津乐道地叙述着生活在现代都市底层的特有人群，并将他们的生存感受与内心世界细细地延伸和放大，从中凸现他们在现实纠缠中所辐射出来的极为特殊的精神景观。
    但是，戴来又不是那种严格遵循现实生活逻辑的写实性作家。一方面，她不断地潜入都市生活底层，潜入那些被忽略了社会生存地位的人群，致力于展示他们各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她又通过这些人群所进行的种种游戏化的抗争过程，使整个叙事形成一种解构性的审美姿态——不仅对一些传统的伦理秩序、道德秩序进行消解，而且对一些当下的生存秩序和理想信念进行嘲讽。这使得戴来的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又带着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审美格调：每一个人物都在试图取消自身的精神深度，取消人生的理想和责任，甚至取消庸常意义上的秩序感。他们活着，似乎只是听命于现实的安排，听命于生命本能的自然需求，但是他们的灵魂世界又从不安份，总是喜欢不停地折腾，不停地寻找某些足以安顿自己焦灼心灵的目标，由此演绎出各种匪夷所思的荒诞场景。
    戴来所展示的这种繁富驳杂的生存景象，其实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十分突出且又常被忽略的精神背景，是一种心灵被物质强力挤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非理性化、平面化的生活模态。戴来以她特有的轻松姿态，既展露了这种生存的尴尬和无奈，又袒示了它的疼痛与酸楚，这使她的小说呈现出某种十分特殊的审美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