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的警告
作者:陈桂棣
第一章
黑色的七月
一
盱眙,是我这次采访时才认识的两个汉字。这两个汉字,只是表明了江苏省中部洪泽湖边的一个小县。千里长淮奔涌而来,横穿盱眙,然后注入洪泽。当然,洪泽湖,这中国第四大淡水湖,也并非淮河的最终归宿。经过洪泽调蓄的淮河,兵分两路,大部分向东南,由扬州市的三江营进入长江;少部分朝正东,沿着人工挖出的苏北灌溉总渠在扁担港流入黄海。
盱眙人至今不堪回首一九九四年七月那噩梦般的日子,黑色的日子。
其实,还没有进入七月呢,确切地说,从六月二十九日就开始了,三十五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整持续了二十八天之久!
旱魔肆虐下的庄稼地里,大片大片水稻枯黄了;秋大豆和夏玉米,远看还是青绿,实际早已干死;垄上一株株山芋苗,手指儿一捏即成粉末。洪泽湖,淮河干流末端唯一的蓄水湖,也经不住烈日的炙烤,日渐枯涸,很快逼近了死水期。
七月三日!盱眙的气温爬上了三十九点六度,为当日全国最高值。这简直不可思议。
老天爷带给盱眙的,已是六十年不遇的大旱。
然而,祸不单行。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被连天干旱和高温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盱眙人,一觉醒来,吓呆了:平日黄绿色的淮河,突然变成了酱油色;浑浊不堪的水面像涂抹了一层又厚又怪诞的油漆,浮荡着白花花的泡沫,奇腥恶臭;随处可见的死鱼无不翻瞪着恐怖的大眼,像在怒问苍天。
这可是盱眙人民维系生命的唯一饮用水源啊!
几乎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尽管在这前一天,县政府发布了一个关于淮河遭受严重污染的通告,通知居民抓紧储水,县自来水公司供应的水将不能饮用,但大家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淮河水污染的事故就时有发生,十年间已相继出现过十几起。仅一九九四年这一年,就碰到三回,每回咬咬牙就过去了。但是,这一次,连发布通告的县政府官员们也大出意外:想不到"严重污染"竟"严重"到了这种程度!
上上下下都措手不及。
这次下泄的两亿立方米污水,在淮河下游形成了一个上自安徽五河、下至洪泽湖口的一百多公里长的污染团带。这是我国有史以来,在一条河流上出现的最长的一次污染团带。
由于淮河上下游的落差不大,沿淮又久旱无雨,因此,铺天盖地的污染团带闯进处于低水位的盱眙,便几乎呈静止不动状态,久滞不去,使这个本来就是江苏省十三个财政倒挂县之一的盱眙县,顷刻之间陷入灭顶之灾。
工厂停产。商店关门。夏秋两季农业绝收。靠打鱼为生的一万一千多渔民,由于网箱养殖全军覆没,债台高筑,场面凄惨。政府机关人心惶惶,无心办公。
大家都忙着一件事:找水。
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水。
一夜之间,繁华喧嚣的商业中心、娱乐场所,变得冷冷清清,死寂一般;一街两巷,不时传来的,是那手艺人赶制铁桶的丁当声。
盱眙县城建在一个被称作"第一山"的山坡上。此山,属玄武岩地质,一般不会有地下水。县供电局曾花了几十万元希望打出两口井来,且都打到了一百五十米以下,结果,钱白扔,劲白使,汗珠子洒了不少,却连水影子也没见到。
地下水源的贫乏,难以忍受的干渴,最后将群众逼向了一个个已废弃多年的土井。那些井水大都干涸,不少要下到井底去舀,尽管如此,最多时一口井也会呼啦啦围上近千人。人们不希望看到的抢水场面,时有发生。
新闻媒体对这起突然发生的特大污染事故,报道不光滞后,而且相当谨慎。已经到了第十二天,江苏省的一张重要报纸,报道的仍是《干旱下的洪泽湖》,回避了"污染"二字。为文章配发的"万众一心抵御旱灾"的口号,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披露的仅是旱情。
这期间,南京军区某部防化团一百多名官兵,开来二十台运水车,从县城十多里外的龙王山水库运送饮用水;后来驻安徽嘉山某部六十多名官兵,分乘三十部军车,奉命星夜出发,带着输水器材,赶往盱眙,参加抗污斗争,突击铺设十五公里的输水管道,将水库水引入县城,以缓解盱城人民用水紧张的状况。但临到电视台播放这些新闻时,宣传的全成了"支援抗旱"的话题。
首先"捅出"盱眙这件事的,倒是《中国青年报》。他们在一版用照片的形式报道了盱眙遭受特大污染的事实,并且,距事故的发生也仅一周的时间。遗憾的是这张报纸的发行毕竟有限,更多的人仍不知情。
八月十三日,出乎人们的意外,《人民日报》图文并茂地报道了盱眙的污染事实,而且旗帜鲜明,用了这样的标题:《污水大于天灾》!
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披露淮河的特大污染事件。中国共产党人的目光和全国人民的目光都在同一瞬间,注视着这个洪泽湖畔的小山城。
二
盱眙曾想到过法制。
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在通过十年试行的基础上,已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正式颁发实施。这标志着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盱眙人依据这部法律的有关规定,走进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他们要求追究造成这起水污染事件的单位法律责任,赔偿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省高院没有受理。因为这事你根本就不可能搞清楚谁会是被告。上游地区有成千上万家工厂,国有大中型企业不说,单是这几年勃兴的乡镇企业中排污的小造纸、小皮革、小化工、小印染、小酿造就多如牛毛。整个流域每天排放污水总量就达七百万吨以上,而建成或在建的污水集中处理厂只有三家;平日,这些污水全被上千座闸坝拦蓄着,一旦倾泻而下,谁分得清都是哪些单位的责任呢?况且,还牵扯到省与省的关系。
尽管放着有关的法律法规,盱眙人也不得不寻求别的途径。
于是,盱眙县人民政府分别向市里省里作了汇报。
江苏省和淮阴市在做了充分调查之后,先后四次紧急电告中南海。
后来,我在盱眙读到了这方面的《情况汇报》,他们把这起事故表述为:"淮河上游蚌埠闸下泄的近两亿立方米污水,给盱眙沿淮二十万人民和工业生产带来深重灾难。"
直接原因好像来自安徽境内的蚌埠闸,这显见是不够准确的。
事实是:这事出在地跨豫皖两省的一条支流上。这是淮河流域最大的一条支流。安徽这头称颍河;河南那边添出一个字,叫沙颖河。十多年来,这条河沿线的人口剧增,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乡镇企业更是异军突起,每天,成倍增长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城镇垃圾、厂矿的废渣、医院的脏物以及农田里的农药和化肥,统统随着地沟天雨,泻入河道。仅接纳河南省上自郑州、下至项城的三十多座城市的废污水,一天就是一百六十六点二吨;安徽省阜阳地区五个县市又日排十三点八万吨。因此,这条支流在没有进入淮河主干道之前,就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许多河段的溶解氧几近为零,丧失了河流的使用价值;再加上这些日子沿途久旱无雨,河水大量蒸发和流失,被一道又一道闸坝拦蓄着的,实际上已全是浓度很高、毒性极大的废污水。
河南沈邱县槐店闸附近,是沙颍河被污染最严重的河段之一。十几米深,一百多米宽的水面因长期蓄积成为死水,翻着白沫,冒着气泡,散发出刺鼻的怪臭味。
最令人揪心的事情,发生在七月中旬。
由于河南突然连降暴雨,其境内的各河道水量陡增。七月十三日,沈邱县槐店闸为确保闸坝本身的安全,开始泄洪,以每天九百多万吨、一千一百亿个流量向安徽境内排放。
沈邱大闸公园就在大闸旁边,公园的负责人朱洗玉说,放水的那天,两岸臭气冲天,公园里的猴子眼睛被熏瞎,沿河的树木尽数枯死。
七月十四日,污水压向安徽境内的颍上闸。颍上闸出于同样的原因,开闸泄洪。
七月十五日夜,安徽凤台县河面泛起大量死鱼,船民只好用平时接下的雨水做饭。
七月十六日晨,污水流进安徽淮南市李嘴子水厂。市民如同往常一样拧开水龙头,打算刷牙洗脸,才发现流出的竟是黑水。
当日夜间,污水闯进淮南市田家庵三水厂,因厂里已有准备,为使出水达标,他们拼命加大净水剂的投放量,想方设法改变工艺,结果,每吨水的成本由原来的四角钱增加到三块钱,提高了七倍多,但制出的水仍呈黄褐色,有明显的腥臭味。很多人饮用后头昏、腹泻、恶心、乏力,有的人甚至出现肾脏损害症状,一时医院爆满。
七月十九日,已经形成长达七十公里的强大污染带,抵达蚌埠闸。这时,淮南至蚌埠近百里河段成了一条可怕的黑河。
可以想见,蚌埠闸吃紧。一九五八年建闸时,设计水位就只有十七点八米,现在拦截的污水水位已超过十八米,必须按规定打开闸门。
蚌埠和淮南一样,吃水靠的是淮河。听说污染团带已经袭来,五十万蚌埠市民的心,顿时提到了嗓门眼,透不过气来。
蚌埠三家自来水厂使出浑身解数,甚至派上了活性炭,却无奈此刻的自来水厂已成污水处理厂,职工个个"谈水色变。"
有资料表明:污水下泄之后,水质已经有了好转的情况下,蚌埠市自来水公司曾取了三千公升淮河水送到上海去化验,结果是美国环境保护机构公布的"首要控制污染物"一百二十九种中,蚌埠三水厂和一水厂的源水分别查出九十种和九十五种,其中,致癌物高达六十七种!
这期间,淮南市田家庵发电厂因为水质的原因被迫停机,时间长达十多小时,它给华东电网,以及给华东地区的工矿企业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七月二十七日下午,污水前锋终于到达了盱眙县境;二十八日凌晨,袭击了这座山城。接着污水便进入洪泽湖,洪泽遭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污染。
江苏省政府因为事前采取了一定的紧急措施,启动国内最大的江都翻水站把长江水翻进洪泽湖,加大了洪泽湖的蓄水量和稀释能力,还及时地关闭了三河闸,将这次污水控制在洪泽与淮河的干流之间,避免污染向下游大面积扩散。否则,淮阴、盐城、连云港和扬州市的两千万人民,三千万亩耕地,都将陷入一场巨大的灾难!
三
淮河下游发生的特大水污染事故,立即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李鹏、邹家华、宋健、陈俊生等高层领导都对淮阴市人民政府的紧急报告作出批示。
《人民日报》及时地将淮河发生特大污染事故的消息公之于世,表明中国政府决心向污染开战。向污染开战,就是向我们自己开战,向我们落后的东西开战。回避,不利于对问题的解决;正视污染,就是正视我们的未来。这是有信心的表现。
同年八月十九日,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和国家水利部副部长严克强,受国务院委托,率领工作组飞抵江苏省省会南京。二十日到达淮阴。这时,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分管环保工作的副省长也都陆续到达。二十一日,大家分乘两辆"大中巴"赶往盱眙。
工作组转达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对受害群众的慰问,并传达了李鹏总理的指示精神。
李鹏指出: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必须加快,要早让淮河水变清;到一九九七年底,所有企业都要达标排放,治理不好的企业要依法关停并转,包括大企业。要完善环保法制,逐步加强环保执法力度。修订有关环保法规,要增加有关处罚条款,要抓大案要案。对于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要公开惩处。
我在徐州见到了参加盱眙会议采访的高杰。高杰是徐州市环保局宣教中心负责人,兼任《中国环境报》驻江苏省记者。那次他受《中国环境报》总编许正隆的邀请,和从北京赶来的胡若隐一道去的盱眙。
当时盱眙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接水的队伍,消防车用来运水,军车用来送水。高杰随大家一道看了地面水厂,看了水质数据,看了农民的鱼塘,他们还到淮河大桥察看了水情。污水已经退下去了,但桥墩上依然留有许多污染痕迹。中午回县招待所休息,洗手用的全是矿泉水。
下午,大家乘坐汽艇沿河向北,登上了洪泽湖的老子山。解振华局长刚走上岸,一个七十多岁戴了顶破草帽的渔民,不知打哪儿突然迎面走了过来,认定解振华是个大官儿,没有开口便先跪下了。
老汉的脸被太阳晒得很黑,满脸憔悴,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写着悲愤。他说,他们全家贷款了两万多元,十六只网箱,两万四千多斤鱼全都死尽,血本无归,倾家荡产。
解振华慌忙上去扶起老人,说:"我们就是来看望灾民,了解情况的,回去向国务院汇报。"
老人颤巍巍地起了身,伤心地问:"今后咱们还能养鱼吗?真的不能了,政府得找个工作,给大伙一口饭吃啊!"
说着,两行泪水地要再次下跪。
解振华搀着老人,沉重地点了点头。
因为这事来得太意外,连在场的记者也都在发呆。但高杰的脑子来得快,马上意识到这是个好镜头,他发现临湖的一边没有被人挡住,角度也不错,而且水面也不太深,便当机立断地跳下去,抢下了一张照片。
后来,他的这张照片荣获了"全国妇女·家庭·地球摄影大赛"铜奖,他却为此付出不小的代价:他仅仅只是在湖水里停了分把钟,两条腿却被污水感染得奇痒难忍,以致皮都要抓烂了也不杀痒。直到回徐州请部队医院治了几天,半月之后才慢慢痊愈。
被污染的湖水实在可怕!
他说:作为一个环保工作者,有这样一回经历就够终身受用;他从一个更深的层次看清了自己的责任。
他把这张照片赠送给我时,苦涩地笑着说:"想不到自己在盱眙的特大污染中也成了受害者!"
记忆是刻骨铭心的。
使人终身难忘的,又岂止一个高杰呢。水利部副部长严克强目睹了龟山村渔民的困境,会上的一席话,使与会者如闻惊雷。
他说得很动感情:"渔业绝收,负债累累,生活无着,有的被迫背井离乡。我作为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政府官员,深感痛心!假如长此以往,很难维持社会的稳定,对此非常担心。其实这污水之害何止龟山一处?安徽省沿淮城乡也是这样,河南沙颍河两岸的居民更是这样。一些老干部说,我们没有死在枪林弹雨之下,却可能死于污水之害!污染不仅影响到经济发展,已经动摇了我们生存的基础!"
我走近盱眙时,已是一九九五年五月的下旬,离特大污染已有十个月的时间,本以为这事早已该解决了。那天,我正同县政府办公室综合科的两位科长说着话,孙亚兴副科长忽然站起身,抱歉地说道:"你们继续谈,我排到了。"
我不免感到蹊跷:"……什么排到了?"
"接水。"
他不好意思地推开我面前的窗户。
窗外的画面强烈而又一目了然,我的心禁不住一沉:
窗外对面靠墙的地方,安装了一台取水泵,水的流速极小,旁边却排着一长串塑料水桶。数一数,至少有了二十几只,井然有序。我一下意识到,吃水至今仍是盱眙人最大的难题。
这是在政府机关,我想,老百姓又会是什么情况呢?尤其是那些连取水泵也买不起的山村农民,和惨遭劫难依然被污水包围着的渔民呢?
"县里供应的自来水到今天还只能洗衣服,"丁步彬科长说,"要是洗菜,还得用井水清上一遍才行。"
他脸上的表情是一种已经麻木了的无奈。
使我大为意外的,还是另一条消息:就在我去盱眙之前,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那一天,淮河上游再次开闸排污,将总量高达二点二亿立方米"远超过V类水质标准的污水下泄"--上次惊动了中央的"特大污染"总量仅是将近两亿立方米--一次更大的污染团带又袭击了沿淮下游,给盱眙的伤口上撮了把盐!
一个黑色的七月。
又一个黑色的三月。
告别盱眙时,我的脑袋里全被可怕的污染所填满。一回身,我看到车站附近的场地上,站着一个一手拎了一只比自己矮不了多少的水桶的儿童。他在等水。那种忧虑的眼神与年龄极不相称。他站在那,并且,永远地站在了我的记忆中,像一尊青铜雕像般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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