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的警告
作者：陈桂棣
第十章
世纪末的话题
二十一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九日，为使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有法可依，依法治污，国务院法制局会同国家环保局、国家水利部和淮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一个调研组，由国务院法制局农林城建司司长史敏带队，对淮河流域水污染及治理情况进行历时十七天的调查研究。
这期间，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在北京召开。就在史敏结束调研返京的当天，北京牡丹宾馆里，《中国环境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
曲格平说，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环境论述与以往有所不同，突出地表现在两个"坚决"上，即：坚决执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坚决治理污染。提出两个"坚决"，令人鼓舞。这显示了中央对环保工作的高度重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坚决态度。
他说提出两个"坚决"，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国现在面临的环境问题和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已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也制约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很不适应，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程度；二是，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及领导对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远远认识不足，没有按照要求，把环境保护真正摆在基本国策的位置，致使环保事业很少有大的发展。他指出，全国每天废水排放量近亿吨，北方城市缺水有一半以上是因为水污染造成，已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因此，治理水污染应摆在首位。分散的、单个的、小规模的治理已不适应经济发展形势，必须强调在城市、工业区实行污水集中控制、集约化治理。
"如果这个《水污染防治法》修改草案能获通过，"曲格平高兴地告诉记者，"那将是环境管理二十年来新的发展，是环境立法上的重大突破。"
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大会共收到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议案、建议一百二十九件，是建国以来历届全国人大会议收到这方面议案和建议最多的一次。立法和水污染防治成了这次大会的一个热点，尤其是淮河污染治理问题，更是代表们争相议论的焦点。
默默流淌了无数个世纪的淮河，现在突然成了人大代表关注的问题，这是淮河的希望，也是淮河的不幸。
宋希焕等三十一位代表建议：国家应设立淮河流域城市污水治理基金，对淮河流域城市污水处理项目有偿给予扶持，且抓紧制定一项配套政策，除政府投入一定资金外，允许向排污户征收污水处理厂建设费和处理费；国务院要促成有关部门尽快编制污水集中处理厂设施的产业政策，加速设备国产化率。
李振华等三十二位代表的议案指出，治淮国家要加强上下游协调，统筹考虑；在治理问题上，国家要拿出具体方案，有个统一的规划和意见，还要有投入。
台湾代表团在《关于修改(环境保护法)的议案》中指出：责令企业停产、关闭的决定需由各级政府批准的规定，束缚了环保执法力度，建议取消"需要政府批准的规定"；法律责任中要增加因污染造成重大损失的直接责任人应处以三年至五年的有期徒刑。
会议上沸沸扬扬，依法治污已势在必行。是的，不该建的就不能建，不该排的就不能排，该关就得关，该停的就得停，哪一级领导说情也不行。过去搞的一套行政管理办法，喊了许多年，也喊得比较凶，污染物排放总量却有增无减；许多企业不惜以牺牲环境，损人利己来创造"财富"，而且有恃无恐。为了杜绝这种犯罪行为，只有依法办事。
可是，要让受害地区的人民自觉地用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基本生产、生存权，就必须正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完善水污染防治的执法队伍。
于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题凸现在我们的面前：中国在呼唤自己的"环保警察"。
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不仅拥有数量可观的环保警察，而且设备极为优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能摄的，能照的，都有，几乎武装到了牙齿。
在我国，尽管每年各地都投入了巨资用于污染治理，环保设施上了千百套，然而，在"转圈"方面却令人忧虑。花巨资辛辛苦苦添置起来的设备，不是开开停停，就是在那"趴窝"。要让环保设施真正管好开足，就必须在现场监督检查上下工夫。那么，谁去监督呢?
在江苏省，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现代城市，环保设施也有了数百套，但环保部门承担现场检查的，却只有一个人。他要把所有的设施巡回检查一遍，少说需要一个月，而且，他管得了局部，管不了全局；管得了白天，管不了夜晚。
这几年，"三同时"项目挤破了环保部门的门槛。但是，审批过关的项目，谁来监督检查它的最后一个"同时"呢?本来，"三同时"的推行，是为了避免新污染源的产生，由于环保部门缺少现场监督检查执行率的力量，结果，"欠款"没还，又欠下了"新账"。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迅速改变了许多地方的经济结构，那么，乡镇环保管理仅靠一名在编或尚不在编的环保员跳"独舞"，是不是显得力不从心?
不过，这时候，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正在悄悄相传：我们的"环保警察"正在走上中国的大舞台。目前已有六十个城市和一百多个县开始了环境监理试点，江苏是唯一试点的省。据高层环保官员介绍，中国专门从事现场执法的"环保警察"已达两万人，到本世纪末将发展到十万人，一个像模像样的"集团军"。
淮河流域的江苏盐城市政府率先作出规定：凡亿万元产值的乡镇应建立单独的环保"派出所"，并先在射阳县建立一个所试点，打算取得经验后在全市范围铺开。
我在采访中也听到了这些"环保警察"的苦衷。尽管从职责的实质上看，他们同公安巡警、交通警察以及工商、税务、卫生防疫等部门的执法人员一样，都是从事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但由于"环保警察"的统一着装问题仍在搁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现场执法的效果。有的下去被视为"冒充者"、"乱收费者"被扣押；有在深夜对污染企业进行突击检查时被拒之门外，甚至放出狼狗恐吓驱赶凌辱，有的还遭到围攻谩骂殴打。
为给自己，更给子孙后代留一片净土、碧水、蓝天，中国的确需要增加一顶有关环境保护的"大盖帽"!
谈到执法，就不能不谈到为"环保警察"提供科学"武器"的"监测哨"。想到我拜访过的那许多监测，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位中年科学工作者。她叫郑秀珍，一九六九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她以数以万计的监测数据，主编了具有权威性的《阜阳地区环境质量报告书》，并执笔撰写了书中最庞杂也是最有价值的地面水、地下水部分。五年中间，一千八百多个朝朝暮暮，风风雨雨，她对这一地区的环境质量变化规律，作了悉心的研究，由此并预测今后一段时间环境发展的趋势，提出了改善环境质量的相应对策。技术性之强，涉及面之广，其意义远远超出阜阳地区，为制定淮河流域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强化环境管理，都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把水质的每一点变化都记录在案，这个地区的十个县市，谁也说不清留下了她多少足迹。每一个县市在河水的半水期、平水期、枯水期，一期要做两次"平行样"，采样的时间很靠近，三天两次；每一个县市河水的入口、出口，都要分别选个点位；每一条河流的断面，还要做不同水期的采样。如果不把下泄污染团算在内，每年例行公事，她都必须跑上六七千公里。
她是综合技术室负责人，她只带两个"兵"。她使用的监测设备还是一九七九年建站时添置的，最好的一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还是一九九一年安徽大水期间人家算救灾品支援来的，与周围监测站相比，已经落后了，已经很难准确地监测出实际环境的质量。
站长告诉我：因为经费奇缺，设备无法更新，站里上上下下已有一年不见奖金。
问及此事，郑秀珍感到几分羞涩，说：她们还是比较好的，宿县地区的监测站更困难，出不起会议费，会也几乎不参加，省里也拿他们没办法。
郑秀珍手下分来一个叫曹磊的大学毕业生，那天下去采样正下雨，他背着瓶子，提着测量桶，挤公共汽车先到县里，因阴雨天三轮车不出城，他要去的范台孜监测点离县城还有四公里土路，没办法就走着去。风大，伞打不住，索性光着头淋，要到河中心取样，又没船。他在雨里一身泥水到处去找船，不少人把他当成了疯子。
据说，日本经济的腾飞成了当今世界一大奇迹，那里的一位专家泄露了"天机"：搞经济需要一批疯子。
我看到的那许多战斗在监测岗位上的环保卫士，就是这样一批"疯子"。在商品狂潮的冲击面前，他们依然保持一颗平常心，甘于寂寞和清贫，兢兢业业，无怨无悔。但是，我们除了对他们表示敬意、理解之外，不还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是呀，为了让淮河变清，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
二十二
说起来，这也算是前所未有：当仆仆风尘奔赴各地参加"中华环保世纪行"的数百名记者陆续回到北京时，这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为这些无冕之王们把酒接风。
祝酒辞是少不了的。但这一次，田纪云副委员长的祝辞开门见山，说得大家热血沸腾。
他说："对那些敢于向环境污染宣战，甘受委屈，不畏困难，战斗在环境保护第一线的记者，人民将永世不忘!"
他说得慷慨激昂。
他的话在大厅回响，人人掂出了话中的分量。这是鼓舞，期待，更是承诺。瞬间出奇的宁静，随后，整个大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我们生活在一个缺水的星球。乍一看，地球表面虽然百分之七十是水，但是，淡水储量只占全球水资源总储量的百分之二点五三，而这少得可怜的淡水，绝大部分又很难为人类利用，不是两极的冰盖，就是高山的冰川，可使用的江河湖泊以及地下水，只占全球淡水储量的百分之零点三四!
我们又是生活在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世界人均水量的一万零八百立方米，我国不足两千七百立方米，相当于世界人均水量的四分之一。与水资源丰富的国家比，只相当于美国的五分之一；日本的水资源只有我国的六分之一，但我们的人均水量又只相当于他们的四分之三。
严重的缺水，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污水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排放总量每年高达三百四十亿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密如繁星稠如树叶的乡镇企业。
三百四十亿吨!
望着全国污水排放总量这个数字，不由使黄河最下游的利津水文站的同志一惊：他们测定出的，近五年黄河平均年径流量是一百八十七亿吨。这就是说，我国每年差不多有两条黄河一样的污水量泻向江河湖海。
随手翻阅近年来的报刊杂志和有关书籍，水污染造成的严重后果，不能不叫人心惊胆战--
长江被污染。长江所有的港口，从重庆、武汉直到上海，江面全蒙上尘埃和煤屑，如果毛泽东主席健在，再游长江，相信不可能还有"胜似闲庭信步"这样的诗句。《工人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惊呼：《还我清纯长江水》。
今年春天，上百位专家云集羊城，强烈呼吁：救救珠江!珠江在广东境内的水网，已污染到难以找到合格水源的地步。
漓江在叹息。
太湖告急。
昆明：红嘴鸥去冬不辞而别。
吉林、黑龙江两省排放的污水有可能使松花江变成死江。
地表水被严重污染的中国城市，是一个长长的名单：太原、银川、开封、长春、本溪、南京、杭州、合肥、桂林、重庆、南宁、柳州、石家庄、呼和浩特、乌鲁木齐……
我国的环境污染有从城市迅速扩散到五万多个乡镇，从而扩展到整个农村的趋势；"先富起来"，竟然变成了"先脏起来"、"先污起来"。
使我一读到就禁不住心中咯噔一跳的，是《中国环境报》发表的报道："大海不再是蓝色!"
如果在日渐枯竭的水资源中，还要不断加速污染而不懂得珍惜，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大禹治水中兴起的中华民族，到公元二十一世纪是否要遭受"山穷水尽"的威胁呢?
自幼喝过淮河水，曾深情地写过"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的周恩来总理，他是最早关注环境保护事业的中国领导人。他生前在接待外宾和检查工作时，三十多次谈到过环保这方面的工作。一九七二年，在会见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时就说过："中国不能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一九七二年是人类认识自然的一个分界点，被认为是人类对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一次觉醒，这一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上，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这个充满时代哲学智慧的口号。
然而，时隔二十年，记者披露：四川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旧址门前矗立的周恩来全身铜像，经酸雨腐蚀已失去青铜色的亮泽，令每一位瞻仰者目不忍睹。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一日，共和国第四任总理李鹏，就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作出重要决定：治理淮河污染应作为一个样板。
国务委员宋健几乎是在大声疾呼："我们决不能将经济发展的功劳和环境污染的耻辱一起带进二十一世纪!"
朱基副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都认为，我们治理好一条淮河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只要认真去抓，就能解决问题。
长江在注视着淮河!
黄河在注视着淮河!
珠江、闽江、赣江、钱塘江、海河、大运河、汾河、辽河都在注视着淮河!
中国在注视着淮河!
世界在注视着淮河!
尾声
淮河水清有日
当我刚结束历时一百零八天的采访，准备静下心来，研究一下我抱回的那堆资料，一天深夜，电话铃突然将我惊醒。原来，又一次特大污染团带从淮河上游下泄。
又是一个黑色的七月!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八时至二十五日八时，河南省境内的沙颍河上游突降暴雨，降水量高达一百至一百六十五毫米，沈邱槐店闸不得不于七月二十五日十三时开闸泄水。大量污水沿沙颍河狂泄，第二天流量已加大到每秒八百八十五立方米，一路招污纳垢，冲入安徽。接着安徽省阜阳、颍上两闸也分别开闸泄洪。于是，两亿吨左右污染程度相当严重的河水，山洪暴发般地向下游挺进。七月二十八日中午污水前锋已抵达安徽淮南市的平坝电厂。消息传来，饮用淮河水的淮南、蚌埠两地一百多万人再度陷入一片恐慌，饮料和矿泉水被抢购一空。
七月二十九日，经安徽省省长回良玉签批的内部传真，特急电报上报至国务院办公厅。
这次的特大污染团带，在蚌埠与洪泽湖之间的百里水面上滞留了一周之久。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淮河水污染治理虽然有了良好开端，但是，爆发大面积污染事故的隐患并没有解除。九月九日，国务委员、国务院环委会主任宋健率团再赴淮河执法检查，并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主持召开了淮河流域第二次环境保护执法检查现场会。这是国务院为治理淮河污染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其主题超出了执法检查的范围，不仅检查并总结了一年来治淮工作，还研究落实了这一工作的战略目标及主要措施。
会议要求流域内各级政府的一把手要关心重视，必要时亲自组织淮河污染防治工作。确立了宁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也要寻找清洁工艺和治理淮河的指导原则，避免瞎干、乱干、脏干、傻干，必须要有全局观念。
会议重申国务院各部委对防治淮河污染都负有重要责任。
宋健指出："我们的法律起初太软、弹性太大，像社论。"他强调近期要做好两件事：一是《水污染防治法》的全面修改，加大可操作性，要更严厉些，希望及早送人大讨论；二是国务院法制局已同全国人大法工委联系，修改《刑法》，增加"惩治环境污染罪"条款，对有意或无意向环境排放大量污染物或废弃物，造成严重污染事故或伤害的要判刑坐牢。
会议期间，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景宇召集到会的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就淮河污染防治的优惠政策进行了研究。
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代表治淮领导小组，提出了"从现在起要集中力量，向淮河污染发起总攻!"
《中国环境报》报道这一会议的大标题就是：《治淮再下攻坚战书》。
治理淮河污染居然用上了这些火药味极浓的字眼，不仅使人想到，这期间，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也看到了一种决心，胆识，和必胜的信心。
这两件事被十分偶然地放在一起，产生出了特殊的意义：九月十三日，宋健在连云港的治淮现场会上，呼唤大禹，呼唤拿出大禹治水的精神，再现淮河碧水清风；九月十五日，宋健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保护臭氧层日"纪念会上，又大声疾呼，需要拿出女娲炼石补天的勇气，再补蓝天。
再现碧水!
再补蓝天!
我们确实有着太多的事情急着要办。
本来，大禹和女娲只是传说，或是一种神话，但当时大禹和女娲所面临的，却成了今天严酷的现实。谁会想到，四千年一个轮回，补天和治水，在这世纪之交，我们要为炎黄子孙创造新的传说。
大禹和女娲，这可都是淮河儿女的骄傲，是淮河母亲养育了她们；面对今天的淮河，大禹和女娲的后裔们感到了紧迫。
无数经验教训表明：我们最大的敌人，原来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不得不忍受母亲河无情的报复，咀嚼一个自己种下的苦果。我们已经没有能力再缴"学费"，甚至没有再犯错误的时间。治淮已进入关键阶段，更重要的任务更大的高潮和更精彩的故事，肯定还都在后头。
二年，这是最后的期限。宋健一再提醒："我觉得目标提法不能退，我是坚决反对退的。一退就不可收拾。"
当前，淮河的污染已引起了举国上下的关注，但造成严重污染的那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法律的、道德的积弊，是否也引起了最充分的注意，并有效地予以解决?
只有决心是不够的，因为毕竟只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我默默地祈祷：流向下一个世纪的淮河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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