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楼
30年前那场撼动人心的诀别
——周恩来贴身秘书回忆他的最后时刻
有人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到的伟大才可称其为真正的“伟大”——光环褪尽、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后，他(她)所折射的人性光辉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种力量。周恩来在跟随他几十年的秘书赵炜眼中，便正如此。
1975年11月初的一天，“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一双瘦得几乎皮包骨头的手从被子下伸出来，周恩来紧紧握住赵炜的手。30年前那个寒冷的1月，她搀扶着邓颖超，与周恩来作了最后告别；14年前，像女儿对母亲一样，赵炜又服侍邓大姐走完了最后一程。从1955年至1976年总理去世，她为总理工作服务了21年；从1965年起她又任邓颖超的秘书，直至1992年邓颖超去世。
一国总理的嘱托
1955年1月，从部队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不久的赵炜，被调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工作。
到西花厅，赵炜的第一个感受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和别人不一样。周总理习惯夜里办公，最早也要到凌晨二三点。
1975年10月的一天，邓颖超找到几位秘书:“组织决定通知你们四位秘书，应该让你们知道总理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估计，这个病在别人身上可能会活得长一些，但在他身上，可能熬不过1976年的春节。”这是赵炜第一次确切地知道了总理得了癌症。“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脑子一下蒙了，耳朵好像都失灵了。大家都哭了，但又不敢当着邓大姐的面哭得太厉害，出来后我们四个人都掉了泪。”其实那时候周恩来已经被病痛折磨好久了——1972年5月，周恩来在做常规体检时被确诊患有膀胱癌；1973年3月在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治疗，1974年6月住进305医院后，直到去世前，他先后经历了大小手术14次，几乎40天就要做一次，除了原有的膀胱癌，结肠癌也趁机袭来。
此后每天，赵炜都要陪邓颖超到医院看望周恩来，也给他念文件。一次，周总理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说让邓颖超去时把《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片带去。歌片送到了医院，周总理很认真地看了几遍，还轻轻哼唱起来。十几天后，周恩来的精神好像还不错，他让邓颖超坐到病床边，“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重病中的周总理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国际歌》，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却也让在场的人都感动不已。唱完歌，周总理向在场的服务人员一一表示感谢，最后，他面向邓大姐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一切都拜托你了。”
“11月15日下午，他让我拿来笔纸，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不难想象，一向处事周全的周恩来其实已经在有意识地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而这几句话，成了他心头久久放不下的心事。赵炜回忆，早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手术之前，他就对邓颖超说了这句话。“手术前，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汪东兴等人都去了，邓大姐就把总理说的话转告给他们，同时还请汪东兴回去以后向毛主席报告。话虽然说了，但没有落实到文字上，周总理不放心，因此就又在11月15日那天专门写了一个条子。”
因为病重，周总理往日洪亮的声音已变得十分微弱，有时他说出话来就连邓大姐也听不清楚。这时，如果让他再重复那些话就太费精神了，所以周总理就说，“让赵炜当翻译重复一遍吧”。有一天，周总理突然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颖超看看他也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大姐说:“只好都带走嘛！”周恩来沉默无言。
“(1976年)1月8日早上一上班，我打电话告诉他们(医院值班人员)，说8点半邓大姐吃早饭，上午先不去了，下午再去，然后问情况如何，对方告知还可以。但半个小时后，值班打电话来，语气一连串地急促:‘赵炜，快来快来！不好了，不好了！’”
赵炜一下子明白，最后的时刻已经到了。邓颖超迅速向病房赶去。来迟了！没来得及跟丈夫作最后告别的邓颖超一下子倒在周恩来身上，边哭边喊:“恩来！恩来！”
医生仍在抢救。9点57分，监视器上划出一条直线，总理走了。病房里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邓颖超哆嗦着双手摸着周恩来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哭着:“恩来，你走了……”赵炜说，值班的同事告诉她，在去世前一天，周恩来在邓颖超走后一直显得心神不定，眼睛来回看，好像在找什么，问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说，只是摇摇头；让他休息，他也不闭眼。当时大家都感到有些奇怪。现在想起来，总理那天四处看来看去，一定是在找大姐，大家有些后悔当时没有把她喊过去，让这一对经历了风风雨雨的革命伴侣见上最后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