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三 中外建筑关系

一 中国建筑与东方建筑

从世界建筑史的范围来观察，一个国家或地域内的建筑，既有体系内部独立发生与发展的单向延续性，又有同外域体系相互影响与交流的多向传播性。随着民族的流动迁徙，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触碰，宗教以及文化艺术的媒体作用，都为不同建筑体系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背境条件和契机。

以木构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建筑体系，至迟在战国～秦汉之际已基本形成，并影响到东亚的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东方国家古代建筑的发展。在２，０００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些国家与中国保持了相似的儒家价值体系和士大夫文化传统，并输入中国化了的佛教文化。这些国家的古代建筑与中国古代建筑体系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也应是不争的史实。

中国古代建筑远在汉朝时就影响到朝鲜，乐浪墓葬的建筑结构与装饰，与汉代风格十分相似；公元６世纪高句丽时期的天王地神冢，为仿木石造，有硕大的斗拱、叉手，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风格相近。公元７世纪新罗时期的佛国寺，其遗存的山门和钟楼用材尺度很大，斗拱、柱子敦厚硕壮，屋顶出檐深远，柱子有生起和侧脚，这些显然又是与隋唐建筑风格相类同的。１０世纪高丽时代及其后的宫殿、寺庙等建筑在风格上渐由粗放变为秀丽，反映了中国两宋的建筑特征。从以上可以看出，朝鲜与中国的古代建筑是近乎于同步发展的，但也可以分辨出，朝鲜古代建筑有着比中国古代建筑更显规整、端丽的异域特征。

日本约从６世纪的飞鸟时代起，开始大量引进中国的佛教及其建筑。最初朝鲜是这一文化移入的中转站，后来又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直接输入。重建于７世纪末奈良的法隆寺，和初建于同期的旧药师寺等，都是仿隋唐时期中国和朝鲜的佛寺建筑风格建造的。同时期奈良的唐招提寺，则是由中国高僧鉴真亲自主持修建的，可说是典型的唐代佛教殿堂的翻版。其次影响日本建筑较大者，是中国古代的都城规划设计。７世纪中的难波京（今大阪），为方城，道路作棋盘方格状，宫门称朱雀门，可能为日本仿制隋唐京城的最早一例，但规模较小。其后建造的平城京（７０８－７１０年，今奈良）和平安京（７９３－８０５年，今京都），在城池、宫殿、官衙、街坊、市场和道路等的规制上，可能基本上参照了隋唐长安城的布局特征。另外，日本古殿园林设计在中国山水风趣园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枯山水”这样日本特有的禅宗寺园景观。。可以说日本古代建筑在吸收中国基型的同时，也渐形成了特有的舒展而精致的建筑风格。

二 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

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一个体系，从整体上看，是沿着一条特有的脉络发生和演化的，与欧洲、伊斯兰和印度建筑并称古代世界四大建筑体系，后三者在广义上可通称为西域建筑。其中的伊斯兰建筑又是埃及和巴比伦两大文明古国的建筑，以及波斯和拜占庭建筑的继承与嬗变。而印度古代建筑可看作古代东、西方建筑的中间环节，兼有两者特征。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与西域三大建筑体系有着本质不同，这首先便涉及中国建筑史上的大命题以木构为主体的成因。对此，学术界数十年来见仁见智，从经济因素、地理条件、观念形态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如梁思成以汉文化“崇尚俭德”，“不求原物长存”，和砖石结构不得要领等来解释中国建筑以木构而非砖石为主体的历史原因（注：见《梁思成文集》（三），建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１－１２页）。依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的看法，西方远在公元前４千年的苏美尔文化时期，已经发生了人类依附于生态系统的首次变异，即宇宙观中人神区分，社会关系中政教区分及血缘关系为地缘关系所取代等，然而这些变异在中国古代却未显著发生，符合文明转进中的“连续性形态”特征（注：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３页。）。这就如同方块汉字是远古象形文字的连续性进化和精致化，而未象西方那样转向字母化一样，木构建筑亦是远古木构基型的连续性进化和精致化，而未象西方那样转向砖石建筑，因为天人合一的宗法社会，并未产生体现宗教永恒性的砖石建筑的必然需求。

尽管如此，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在演变过程中，通过跨越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与西方建筑进行相互交流，也是不可忽略的史实。相比之下，中国建筑与印度建筑的因缘关系更为密切。公元一世纪以来，印度的宗教、历法、文学、音韵、艺术、医学等等，无不对中国文化施加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和进程有时也是交互进行的。就总体而论，印度文化以佛教为传媒，曾使中国文化受到了整体的洗礼，并间接带来了欧洲与西亚的影响。其中建筑所受濡染之大自不待言。从史家的《史记》、《汉书》、《后汉书》、《魏书》等,到西行求法高僧的《法显传》、《大唐西域记》等文献，都片断却又形象地记载了印度、中亚乃至西亚、欧洲的建筑状况。而中国与西域建筑，特别是与印度建筑的因缘尚可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事实上，中国古代建筑的源流与变迁，在不少方面是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建筑相关联的。

三 居俗 ．西域 ．长城

　　中外美术史界早已确认，汉代中原雕刻艺术的新因素，是张骞“凿空”西域以来从丝路引入的。作为雕刻艺术之母的建筑艺术，在丝路敞通后所形成的中西合璧景观也隐约可见。远在汉代以前，当华夏文化还处于相对封闭的发展状态之时，中亚的骑马游牧民族（如塞人、匈奴、斯基台等等）就穿梭于东西方之间，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蛛丝马迹中，可见他们所起的传播中介作用。东周有赵武灵王推崇“胡服骑射”的轶事，不过显露了胡华文化交流的一个方面。西汉“宦者署前金马门乃武帝得大宛马，以铜铸立于署门”。汉通西域后，我国建筑开始发生的最显著变化，首先反映在起居方式及其建筑空间的嬗变方面。上古时代，汉地起居方式多为跪坐、箕踞、蹲等。“席下垫以筵”、“度堂以筵”等等；相应的建筑空间亦较后世低矮、局促，这是情理之中的。汉画像或明器显示，斗拱多置于檐檩（枋）或檐额下，较大的出檐用柱上的斜撑或丁头拱承托撩檐枋，柱上檐下这一段还没有后世铺作层那样的高度。东汉以来，胡人垂足而坐的习俗、高足式家具渐次传入，至南北朝时，起居胡俗渐长。据《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东都贵戚皆竟为之”。未央宫温室殿“地以　宾氍毹（帕米尔西侧的中亚地毯）”。胡床又称“绳床”，“食坐小床”、“承床”等，实际上是一种内织藤绳的坐具，故又称交椅，是我国最早的椅子之一，经西域丝路传入。明王圻的《三才图会》并记有西域胡式家具制作匠景师的名字。胡梯的名称或者也与西域有关，可能开始是指多层浮图里的楼梯。这些胡俗的传入，至唐代得以盛行，在建筑上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席地跪坐的起居习惯发生改变，建筑内部不再“度堂以筵”，“间”成为空间度量的基本单位。高足式家具随之普及，使建筑室内空间相应升高，达至整体尺度规模的变化。檐下铺作层数的增加，阑额的使用等均可说明这一点。席地而坐（卧）的起居古风在今日朝鲜的住居及日本的“榻榻米”和室中尚可见一斑。　　　　 司马迁和班固先后记载了外域的大夏（巴克特里亚，即今阿富汗巴尔赫一带的中亚地区）、大宛（费尔干纳）、安息（帕提亚波斯）、身毒（印度）及塔里木盆地诸国在人种、地域及聚落诸方面的特征，及其与汉地的文化交流。神秘的犁轩人进入汉地首先在这些记载中出现。《汉书?陈汤传》载有匈奴役使的罗马人（犁轩人？）在中亚的活动，其中涉及古罗马式的城堡、木重楼和龟甲阵。而汉代以来中国对罗马帝国建筑亦有所闻，据《汉书?大秦国传》：“大秦国一名犁犍，在西海之西。…其城周回百余里，屋宇皆以珊瑚为　　，琉璃为墙壁，水精为柱础”。这一描述很象古罗马西亚领地的建筑特征。上述在中亚活动的罗马人，据推测竟东迁汉地，最后居住地就在甘肃永昌境内。

延绵于西部边陲的长城，其重要作用之一，就是用来保障丝绸之路的敞通的，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从甘肃永登到九泉的一段长城就是专为保护丝绸之路而修筑的。从河套向西，长城与丝路走向一致，紧紧地护卫着后者，向大漠戈壁延伸而去。在马可波罗以前，西方人对中国建筑及长城所知甚少，中古的欧洲人和阿拉伯人都曾以为，长城建筑与其祖先有关，即《圣经》中的Gog、Magog，被马其顿王亚里山大驱赶到远东的铁墙内（注：李约瑟《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陈立夫主译，台湾商务印书馆，第１００－１０１页）。这种传说不免有些荒唐，不妨视作当时西方对东方神秘国度及其建筑的一种想象或讹传吧。此外，文献和遗址均可说明，汉地的木构建筑技艺亦在两汉时传入了西域。 (图９－１）。

四 殿宇的“胡气”

　　汉以后至唐，丝路交通一直很发达。据《洛阳伽兰记》载：“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东罗马），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隋书?食货志》记有：“西域多诸宝物，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自是西域诸蕃，往来相继”。《唐大诏令集》亦称：“入唐以来，伊吾（哈密）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自汉至于唐，胡气盛行，“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注：元稹《法曲》）。这一文化转变在建筑文化上表现得亦很明显，从汉至唐，在城市和建筑方面渐表现出博大开放，兼容并蓄的宏伟气魄，从而反映出了汉胡相融的时代精神。特别是从南北朝到隋唐的大统一，其城市与建筑不重因循，而多托古改制，如都城中各构成要素间无确定关系；融合西域风格的塔庙进一步向高空发展，点缀着都城的天际线轮廊；殿堂建筑袭用西域塔庙的须弥座为基座，使中国古典建筑形成了最有代表性的“三段式”构图，屋顶、屋身和基座更为稳重精美。须弥座上常用的“螭首”，多见于印度、斯里兰卡古塔庙基座上。宋赵彦卫在《云麓谩钞》中，将之归于佛寺中的雕饰题材，应是南亚与中国古代瑞兽形象的混合。据《隋书?宇文恺传》，西晋时鸱尾才出现。但其原型很可能就是古印度建筑屋顶上的摩竭鱼（注：刘致平早已持有此看法，见他的代表作《中国建筑的类型与结构》，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１３页），为厌火水神。据唐苏鹗《苏氏演义》和北宋高承《事物纪源》的记述推测，可能是汉时的越巫传入的。用此取代上古以来的凤鸟脊饰，但仍保留了“鸱”这一鸟名。西域的琉璃工艺这时开始用于屋面装饰瓦件，犍陀罗风格的雕刻和装饰纹样风行南北，如莲花瓣式或具有枭混线的柱础以及卷草（唐草）纹等在木构和砖石建筑中大量采用。甚至唐长安南内兴庆宫沉香亭的用材竟也用了波斯的贡品。而引水上屋的“自雨亭”，“引泉激 ”以招凉，则可能来自《旧唐书?拂 传》中所记东罗马“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的招凉殿影响。这样看来，汉唐之际，中国传统的“大屋顶”殿堂建筑，从头到脚都受到了丝绸之路建筑文化的洗礼，带着一身“胡气”，可说是一点也不夸张的（图９－２）。

此外，西汉中叶以后出现的砖石拱顶建筑，很可能受到了西亚和中亚系砖石拱顶建筑的影响，循此尚可溯及我国砖石建筑演化与丝路交通背景关系的轨迹，从而可以大略看到，中国古代建筑史上还存在着一条若明若暗的中外砖石建筑关系的发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