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是梁启超的长子，祖籍广东新会，190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1岁时随父母回到北京。1915--1923年在清华学校读书。1924年赴美国留学，1928年回国，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1931--1945年在中国营造学社专门研究中国传统建筑。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务。1972年1月病逝于北京。

　 梁思成从14岁到22岁八年时间在清华学校度过。青年梁思成除学业优良外，还显示了他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他担任清华年报的美术编辑，当过清华学生管乐队的队长，在学校运动会上跳高比赛得第一。他读书期间与同班的三位同学合译了威尔斯的《世界史纲》，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清华大礼堂前一处树荫下现在还立着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碑文是陈寅恪撰写的，碑的式样是梁思成设计的，现在碑上赫然刻着"拟式--新会梁思成。"其时，梁思成是在清华读书的19岁的学生。

　 梁启超非常关心孩子们的学业。暑假期间他给子女们讲《孟子》、《墨子》等。1923年梁思成被车撞伤，出国学习推迟一年。梁启超要梁思成利用这一年时间多读中国书。梁思成到美国后，梁启超仍关注他的成长。在一封信中，梁启超告诉梁思成："……一位大文学家、大美术家之成就，常常还要许多环境以及附带学问的帮助。中国先辈说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将来你学成之后，常常找机会转变自己的环境，扩大自己的眼界和胸次，到那时候或者天才会爆发出来，今尚非其时"。

　 梁启超对梁思成毕业后到欧洲旅行考察的安排，回国后的工作，都不断有详细的指导。梁思成按父亲的谆谆教导一步一步走去，果真成就了大事业，未负父望。

　 建筑历史学家

　 1928年，梁思成在沈阳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由于局势紧张，又由于夫人林徽因患病需要在北京治疗，梁思成于"九．一八"事变前回到北京。

　 中国传统建筑是一个宝库，而中国人自己一直没有加以科学的整理和研究。本世纪初，德国人伯希曼在柏林出版他的《中国建筑》。日本人伊东忠太出版《清宫殿写真贴》及《中国建筑史》，日本建筑师关野出版有关中国古建筑的著作。一位瑞典艺术史家写过《北京的城墙及城楼》。梁思成认为这些外国学者并不真正理解中国传统建筑的"章法"，只作了皮相的描述。1927年，梁思成从宾州大学毕业，曾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准备写《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经过几个月的工作，查阅了有关中国建筑的资料，认为靠那些材料不可能写出好的论文，必须回国实地调查。他回到北京时，正值朱启钤创办的营造学社得到庚子退款的资助，于1924年正式成为"中国营造学社"。学社缺少现代建筑人才，极力的古典建筑以科学的形态呈现在世界面前，弥补了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空白。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英文《图像中国建筑史》出版时写道："他（指梁思成）用英文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建筑的宝藏及其结构原理。在外国人看来，他们（指梁思成与林徽因）自己专业中的成就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建筑教育家

　 梁思成一生创办了两个建筑系。

　 第一个是东北大学建筑系。当时他刚回国，年龄只有27岁。由于"九．一八"事变，东北大学建筑系半途夭折。

　 抗日战争胜利，梁思成认为战后中国重建需要大批建筑师，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他建议清华大学办建筑系。随后，他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

　 他的目标是办一个有国际水平的一流建筑系。为此需要考察当时世界建筑教育的水平与动向。1946年梁思成到美国考察，同时应耶鲁大学之聘在该校讲学。1947年，中国外交部推荐他代表中国出任联合国大厦的建筑设计顾问。顾问共10人，包括法国的勒柯布西耶、巴西的尼迈耶等国际建筑界著名人物。梁思成多次参加国际会议，并有机会向赖特、格罗皮鸟斯、老沙里宁等建筑大师请教，从而使他进一步了解了世界建筑发展的趋势。回国后他将国外经验有批判地运用在清华建筑系的教学中。梁思成十分重视建筑历史的教学，亲自担任中外建筑史的讲课。他重视学生的美术课，同时注重工程技术方面的教学。为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他经常请知名学者、专家来系讲演。他招聘教员十分慎重又非常重才。一位名叫高庄的教师是搞雕塑的，艺术精湛，性情耿直，发脾气是有名的。梁思成礼贤下士，一心要请他来教学生，说?quot;从我起大家让他三分。"高老师教学很受欢迎，在国徽的造型设计上发挥过突出的作用。

　 梁思成爱好广泛，多才多艺，性格开朗，随和亲切，言传身教，濡染学生至深。在他创办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充满了生动活泼、开放向上的气氛。

　 建筑艺术家和理论家

　 梁思成一生把大部分精力与时间投入了中国建筑历史的研究与建筑教育事业。但是他始终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与建筑创作实践保持紧密的联系。从1930年与人合作设计吉林大学礼堂与图书馆，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做扬州鉴真大和尚纪念堂设计，他一生亲自设计过许多建筑，参与设计或提供意见的则不计其数。

　 梁思成和夫人林徽因都是自幼爱好和学习艺术的人，他们把建筑艺术同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联系起来研究。早在1930年梁思成就写出了《中国雕塑史》。

　 让学生在艺术薰陶中培养看东西"眼尖"，画画"手准"。他们家收藏的艺术品很多，其中有一个汉代陶塑小猪。梁思成问到他家访问的学生能否看出它的造型之美。他说等你们懂得它的妙处的时候，你们的建筑艺术水准也就提高了。梁思成书房中悬挂着梁启超写给他的一幅对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梁思成说，这是造型艺术的最高境界。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高深艺术修养与精湛的造型技巧使他们领导的建筑系国徽设计小组获得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新政治协商会议公开征求国徽的设计图案，收到了900个国徽国案，都没被接受。全国政协邀请清华建筑系（当时称营造系）提出方案。梁思成、林徽因向建筑系的设计组指出："国徽"与"商标"根本不同；国徽不可五彩缤纷，只需用中国人民历来喜爱的金与红两颜色；图案程式化，天安门不要画成风景画，……等等。经过努力，清华设计小组设计出了今天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庄严、美丽，富有民族气派的国徽。

　 另一个表现了梁思成的建筑艺术才华的作品是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50年代初，围绕人民英雄纪念碑是采用雕塑形式还是碑的形式有许多争论，定下碑的形式以后，碑体的造型与碑顶处理也是很难的问题。梁思成为此呕心沥血。1951年8月为了碑的造型问题，他带病给彭真市长写了一封长信，详述了他的意见，并画了许多草图阐明他的理由。1952年梁思成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副主任。人民英雄纪念碑基本上采用了梁思成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又有极高独创性的构思。

　 梁思成的建筑理论上也有突出的建树。几十年来，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他非常活跃地提出许多建筑理论见解。据统计，已经发表有60多篇（种），1982年出版的四卷本《梁思成文集》收45篇。但实际尚不止此数。梁思成的著作中，一部分属于调研报告和就具体问题提出的建议。另外的可约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建筑学的基本理论的文章，如《建筑和建筑的艺术》，《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进一步探讨建筑中的美学问题》等。第二类是关于中国传统建筑与建筑传统的论述，如：《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的特征》、《祖国的建筑》、《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等。第三类是关于当代中国建筑创作问题的论述，如《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致朱总司令信--关于中南海新建宿舍问题》、《致周总理信--关于长安街规划问题》、《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在住宅建筑标准及建筑艺术问题座谈会上关于建筑艺术部分的发言》等。在当代中国建筑师中，不论是偏重创作实践的还是偏爱建筑历史与理论的。恐怕没有一个人的著述有梁思成这样丰厚，涉及的方面有他那样广。现在，有一个对梁思成论著的评价问题，特别是在上面说到的第三类著述方面，由于从1954年起，梁思成这方面论述正式或非正式地迭遭"批判"，造成梁思成的观点就是"鼓吹大屋顶"的不准确，也不公允的印象。梁思成是一位学者，怎么能把当年刮大屋顶风的责任全归于他一个人头上呢？事实上，梁思成出名之前就有大屋顶，在他逝世之后的今天仍有大屋顶。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需要冷静分析，恰当对待。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学术问题--政策问题--阶级立场问题搅成一团，不可能正常地研讨问题。现在有必要也有可能把过去加在梁思成建筑理论上的不实之词和不准确的批判推掉，真正理解他的建筑观点的原意。

　 爱国者

　 最后，让我们通过几个镜头，认识一下梁思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他的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

　 林洙在《建筑师梁思成》中记着："朱启钤办营造学社的头两年，和日本人有过相当频繁的往来。思成于’九．一八’时到学社，对日本刻骨仇恨，所以坚决反对和任何日本人接触。"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前夕，梁思成收到"东亚共荣协会"寄来的请柬，请他去开会。他知道日本人已经注意他了，要想不当汉奸，必须离开北平。第二天，他们只带了一些随身换洗的衣服，其他所有的东西，不管贵重与否都只好扔下，告别了古都北平，到后方去了。

　 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回忆："在离开北平前，父亲就常常背疼，医生诊断他患了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并为他设计了一副铁架子’穿’在衬衣里面以支撑脊骨。在旅途中这当然加重了他的负担，但父亲并不把这放在心上。"林洙写着："梁思成终于在1938年1月把一家五口带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不久，他的背痛剧烈地发作了，背部肌肉痉挛，痛得他昼夜不能入睡，……于是切除了扁桃体……于是把满口牙也拔掉，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他一点也不能在床上平卧。日夜半躺在一张帆布椅下。"梁再冰回忆："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40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从此，母亲就卧床不起了。""食品愈来愈贵，我们的饮食也就愈来愈差，母亲吃的很少，身体日渐消瘦，后来几乎不成人形。……父亲在工作之余不得不学习蒸馒头，煮饭、做莱、淹莱和用桔皮做果酱等等。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父亲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父亲还常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但是，他已衰老许多，母亲的身体也很难恢复了。这一年，他陪母亲到重庆检查一次身体，医生悄悄告诉他，母亲将会不久于人世。"

　 梁思成一家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挣扎。然而他本来可以有另一种选择的。

　 林洙在书中写道："抗战时间，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等来信邀请梁思成到美国去访问讲学。费正清夫妇和一些美国朋友。知道他们的情况后，也劝他们到美国去工作并治病。"费正清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早在北平时结识的挚友，抗战时期费正清在重庆任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他及其他美国朋友是完全能够让梁思成一家离开后方到美国去的。但是，梁思成复信说?quot;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即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梁思成后来对林洙说

　 "我当然知道这个决定所付出的代价，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牺牲来支持我。不！她并不是支持我，我认为这也是她的选择。……后来有朋友责备我，说我的选择使得徽因过早的去世了。我无言以答。但我们都没有后悔……今天我仍然没有后悔，只是有时想起徽因所受的折磨，心痛得难受。"

　 梁思成就是这样的人。

　 1972年梁思成逝世，终年71岁，若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折磨，他本来是可以活得更长，为祖国做更多贡献的。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