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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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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觉得中国瓷器工艺水平最高，有研究价值。（史树青，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采访）
沈从文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在东堂子的三间房子被一位工人同志在文革中强占。沈提出落实房子和著作出版问题，但迟迟解决不了。为了出那本服饰的书，打了一个报告到文物局，一直压着。王冶秋在出版上不表态，他的老伴、文物出版社社长也就不积极。王冶秋不点头，怎么印出来？王冶秋对沈有看法，认为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
那时沈找过我，发过牢骚。我只能做一些解释工作，我是副馆长，只能提意见，没有决定权。杨振亚馆长认为沈不是主要人才，并说“要走就走”。沈很有意见，后来带着激愤的心情离开历博。
有一点我说明一下，历史博物馆建成以后，由于挨着大会堂、天安门，有关部门曾来馆里审查，把一些右派分子、政治面目模糊的人员强行调离出去，而沈先生留下来了，说明当时政治上还是比较信任他的。（原历博副馆长陈乔，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访）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很难从沈从文的口中、笔下得到他对领导的意见。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只是到了一九六八年“大批走资派”的年代，我们才在沈从文的检查稿中读到那样的激愤：“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
据张兆和介绍，沈从文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只是简单记几笔。在现在已经公开的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几则日记中，竟反复着一个“多事烦人”的主题。如，“可能还是多事……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三月二十八日）；“对人过于热心，对事过于热心，都易成多事，无补实际……极离奇，人人均若欣欣向荣，我却那样萎下去。相当奇怪”（三月三十日）；“……少说或不说馆中问题，凡事禀承馆中首长——馆长，主任、组长……要作什么即作什么，实事求是作一小职员，一切会好得多。对人，对我，对事，都比较有益”（三月三十一日）。
这是沈从文生活和工作的质量都很低劣的时候，苦闷无法排遣。然而，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如果馆里不要，就自己留下。有时时间看长了，别人弄糊涂了，结果变成公家库藏的，沈先生也不在意。如《阿房宫》长画卷他自己买了，后来弄成馆藏。现在历博中，织绣藏品基本上是他收购的，馆里收藏的服装、硬木家具、铜镜等不少文物都由他经手过。
故宫办了一个《红楼梦》展览，沈先生很热心地把库房里的衣服找出来放在旁边，用实际文物来配合。馆里很多人在学问上得到他帮助。记得有一本馆里图书《历代古人像赞》，沈先生加以批注，抄写字条贴在书里，让别人看时注意，比如此像在何处可找，为何比别处更好之类话语。（李之檀，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采访）
沈先生在馆里解说时，连小脚老太太都接待。他还在库房编目，规规矩矩地抄成大卡片，他的章草真好，真秀美。他还买来二十多件晚清瓷器做茶具，捐给馆里，便于接待外宾。对我们讲心里话，不讲虚话，老鼓励我们读书，常说，“你们不读书怎么为党工作？”
陈伯达有一句“厚今薄古”的话，沈先生却说博物馆应厚今厚古，今天厚古还不够，应该多向古代学习。他反对把博物馆办成文化馆，为馆里读书风气不浓而焦急。（史树青，一九九八年五月八日采访）
一九五七年沈先生到我们故宫织绣组当顾问，带我们上课，上荣宝斋、珠市口。给他几十元车马费，他不要，全买了书存在织绣组的书柜里。给中央美院学生讲课，学校给他一百元，他让我们退财务处，说，“不能再拿国家钱”。而他自己掏钱请人绘画，然后又租黄包车到学校，车上装了各种实物、绘画作品，以便让学生看明白。
一九五八年沈先生当教材顾问，把自己的笔记统统拿出来给大家参考。从全国调来写作的专家住在香山饭店，而沈先生不肯在饭店住，自己在家里白天黑夜地干，流着一身汗，工作量比编写的人还要大。
沈先生在我们面前从来不说苦恼，只谈业务。文革中他下乡看鸭子，无书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国》，在空白处写满字寄给我们，内容大多是文物方面的考证。他在信中告诉我们，“什么材料没有，我就这样做学问”。我们要写《中国染织》，他就用毛笔抄了一大沓材料给我们。文革中吃了苦头，我们曾想不干文物了，沈先生知道了叫我们去，他躺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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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作者：沈从文 作品 云南的歌会,沈从文 资料原文赏析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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