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青铜器，台北故宫有5615件，先秦有铭文的约500件。北京故宫藏历代铜器1.5万余件，其中先秦青铜器约1万件，有铭文的1600余件，这三个数量均占中外传世与出土数量和的1/10以上，是国内外收藏中国青铜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另有历代货币1万余枚、铜镜4000面、印押1万余件。两岸故宫青铜器都以传世品为主，台北故宫收藏品的总量和精品数量都较少，但毛公鼎、散氏盘、宗周钟等重器则十分有名。两岸故宫青铜器因为系出一源，故时代序列完整和器类齐全且多传世品是其收藏的共同特色，有不少成组的器物分藏于两岸故宫。如清代晚期山东益都县苏埠屯出土的亚丑组器，台北故宫收藏鼎6件、簋2件、尊5件、角1件、觚2件、觯1件、卣2件、方彝1件，北京故宫则收藏鼎3件、簋1件、尊1件、觚1件、斝1件、卣1件、罍1件。成周王铃是一对仅存的西周早期有铭文的青铜乐器，传世仅两件，一件阳文的藏于北京故宫，另一件阴文的藏于台北故宫。

    在宫廷类文物中，北京故宫具极大优势，从代表皇权的典制文物到皇家日常生活用品文物，无所不藏。例如清代玉玺“二十五宝”、卤簿仪仗等为台北故宫所无，帝后冠服也最为齐全；反映清代科技发展水平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天文仪器、钟表亦为北京故宫特藏。清代皇帝重视文玩鉴赏，其鉴赏所用的印章，绝大部分藏在北京故宫。清代皇家信仰多种宗教，以本民族传统的萨满教、道教与藏传佛教为主。北京故宫收藏有大量萨满教与藏传佛教的法器、祭器、造像、唐卡等，还完整地保存了宫廷中一些藏传佛教及道教殿堂的原状。还有一些种类，如刻石、画像石与画像砖、墓志、甲骨、封泥、陶俑、匏器、敦煌文献等为北京故宫特有。总的来说，两岸故宫文物藏品各有特点，但北京故宫不仅数量上远远多于台北故宫，精品也远远多于台北故宫。

    台北故宫是个新建的博物馆，它的建筑设施是为展陈服务的；北京故宫是宫殿、是古建筑，这对文物藏品的展览是有局限的。这些年通过维修改造，我们增加了不小的展览面积，既有宫廷原状陈列，又有武英殿的书画馆、文华殿的陶瓷馆、奉先殿的钟表馆、宁寿宫的珍宝馆等基本陈列，每年又办好多临时展览，但是因为故宫太大了，到故宫来的一些人用半天的时间，从南到北走，光看宫殿就很费劲，再看展览往往就没时间了，也有很多人是来专看皇宫的，所以好多人看过故宫，印象最深的还是皇宫的宫殿建筑。因为北京故宫从没有完全对外公布过藏品的具体目录，人们对我们藏品状况并不清楚，有这样那样说法是不奇怪的。
    故宫学的亲情内涵和文化意义

    记者：您曾提出，“故宫在中国，故宫学在世界。”那么，两岸乃至世界共同参与的针对故宫、故宫文物等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故宫学研究以及两岸故宫交流有什么样的文化意义？请您谈一谈您在这方面的深入分析和最新见解。

    郑欣淼：两岸两个故宫博物院在世界上都是有影响的，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台北故宫从1965年在台北外双溪修成新馆到现在也40多年了，这批文物运到台湾已60年了，我感到它对台湾的民众、台湾的社会，在文化上起了一个很好的导向作用，一个提升的作用。在台湾，台北故宫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这个高不仅在于它的院长的级别高，是“部长”级，更重要的是人们以神圣的眼光来看它。故宫有象征意义，有导向作用，有很重要的地位。

    美国有个人，中文名字叫做沈戴维，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他与他的姑妈(也是一位汉学家和艺术收藏家)共同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皇家收藏传奇》。这本书写的是两岸故宫，一再论及的中心论点是：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将皇家收藏视为其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不论执掌政权的是古代的王朝还是现代的政府。作者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国宝长久以来的分割象征着国家的长期分裂。国宝分别被收藏在北京的故宫和台北的博物院，已达半个多世纪。从1949年以来，两个博物院一直在大陆和台湾扮演着十分重要的政治象征角色。当然对这一观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但我认为还是启人思考的。该书指出，既然大量国宝滞留台湾，收存于一个仍然叫做故宫博物院的机构，那就意味着台湾和大陆、和中国的过去联系在一起，它无形中成了一条重要的纽带。这个认识是深刻的。作者后记中的一段话也很有意思，我不妨全文引用，他说：“也许有一天，两处博物院会进行直接的交流，共同展出国宝，为某种形式的政治联合搭建一座文化的桥梁。这样或许会为两院重新合并馆藏打开一扇大门。如果这一切能发生，就将在中国皇家艺术收藏史中开创出政治服务于艺术而不是艺术服务于政治的新篇章。”

    对故宫的认识，我是一步步深入的。2003年的后半年，我提出“故宫学”的概念。提出故宫学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故宫是一个文化整体，这个整体包括故宫的古建筑、故宫的藏品、故宫里边近600年所经历的人和事，它们是不可分割的。像养心殿里的三希堂，作为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堂已经成为中国一种高雅文化的象征，台北故宫对三希堂是很推崇的。作为建筑物的三希堂还完好保存，三件著名的书法作品分藏在两岸故宫。围绕这三件书法的收藏有一段曲折的历史，你看《快雪时晴帖》上乾隆皇帝那么多条题跋，把它写的满满的，它反映了乾隆皇帝的审美观，他的艺术趣味，也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以及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把这些结合起来研究，我认为就是故宫学。前几年我们一个副院长到台湾去，台北故宫院长当时是石守谦先生，我曾让我们这位副院长向石院长征求对故宫学的看法，石院长听后说觉得“有道理”。

    提出故宫学，是把故宫当做一个大文物看待，为了深刻地发掘和认识故宫的文化历史内涵，使流散各地的清宫文物在学术上有个归宿。故宫学的提出，是以故宫博物院成立以来的丰富的故宫研究成果为基础的，但我认为以前的故宫研究是自发的，提出故宫学，把它当做一门学科来建设，故宫研究就到了自觉的阶段，或者说一个新的阶段。这些年来我发表了二十来篇有关故宫研究的文章，已结集为《故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