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开始，一直到1926年3月，我一面在内务部警政司，又兼任了北京市政府坐办，并且主管着“故宫”与政府之间的咽喉要道。实际上是在帮李、易两位先生扫清工作中的麻烦。公务相当忙，仍旧抽暇到故宫去点查。

北洋政府的不快于国民党朋友的矛盾，本来不是偶然的，尤其与李石曾、易寅村两位。

这时又忽然发生了一件“三一八”惨案的学潮，学生在执政府门口被卫队枪杀了许多人，引起了当时社会的不平。在北洋政府方面，格外仇视着国民党，却用共产党的罪名通缉一班在北京的国民党重要分子。第二日就下了一个命令，李、易两位都在其内，李的罪名是他安排组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大批留学生中很多是共产党。易的罪名是，他在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当校长时，他的学生之中也有不少共产党人如毛泽东等。两人是国民党同时也是共产党的罪名正可成立，于是他们两位都被迫逃跑，避居东交民巷的瑞金大楼，暂时不能越雷池一步，故宫博物院也就失去了主持的人。

在是年3月26日举行了故宫董事联席会议，推举了卢子嘉、庄蕴宽两先生做维持员。卢是北洋军阀的重要将领，根据康有为复辟运动致庄士敦的信中，有“惟有浙不归款”一句话，那时即是卢在做浙江督军，所以知道他不会帮助清室复宫；庄虽然年事已高还是当时在京的大官，而且已在支持故宫，又因他与段祺瑞的私谊可以直接对段祺瑞本人产生影响，知道不会出错。

然而卢并不在京，因他与段褀瑞的私谊乃用其名耳，实际是庄思老一个独脚的维持员而已。

庄先生此时因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不愿主事，而产生犹豫。李、易两位清楚庄老是家母庄还女史之弟，我的嫡亲舅父，在当时京城属泰山北斗式的人物。这二位又恳请我去劝之再三，请庄老务必暂时担当，以图日后大计。

朋友如此重托，我只得冒着风险两边跑，北洋政府内务部的官员，成了“故宫”的卧底间谍，想来也真是心虚。

那时又是国民军与直奉联军开战失利，鹿总司令的军队也要退出京师，故宫形势，看来真有些岌岌可危，北大的先生们到此束手无策了。在我的劝说下庄思老义不容辞，只有答应；又嘱我为帮助，我更义不容辞了。在此国家文博大业初建之时，竟有这样多的磨难，也真是始料未及的。

经费困难，段祺瑞要拨款

段祺瑞说：“要用款，只要开出数目，我命令下面照付。”庄老思考良久，恐怕拿了段执政的经费，就要听政府的命令，且又不知道段执政能支撑多久。于是他坚持不要，内心却又非常踌躇。

 
 
庄老主持故宫其时所最为难的，就是经费无着。段祺瑞听见了此事，就约庄先生去谈，问他故宫究竟有没有毛病?庄力证：没有。段后悔他的误信了。他说：“好得很!有您去担任了这桩事，我现在明白，也很放心了。您要用款，只要开出数目，我命令下面照付。”

庄老思考良久，与我商量，都恐怕拿了段执政的经费，就要听政府的命令，且又不知道段执政能支撑多久。于是他坚持不要。内心却又非常踌躇，就去同熊秉三先生商量，熊秉三答应向东方汇理银行去借三万元。东方汇理银行允诺了，却不放心政府，以为没有信用，要作为私人债方，方可以照借。也可见外国银行对政府的看法，正也算得国耻。

无可如何，只得答应以庄思老为债务人，算他的私人借债。正值直鲁联军进京了，段政府即倒，北京也有一个维持会，有几个元老：王聘卿、熊秉三、赵次珊、孙慕韩都是维持会的重要主持人，就由他们四位元老担保庄思老，共同签订了契约，拿这三万元，加上每月门票收入，大约够一年的预算，故宫博物院就此可以粗安了。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文章摘自：紫禁城出版社《故宫尘梦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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