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代是个发现迭出的时代。继15～16世纪之交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在1543年这一年里出版了两部划时代的著作：一部是波兰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它冲击了教会支持的地心说的宇宙观；另一部是佛兰德斯人维萨里的《人体构造论》，它首次比较精确地描绘了人体结构。

    在那个没有麻醉手段的时代，手术必须做得快，安全而成功的手术依赖于对人体局部结构的精确了解。法国外科医生帕雷在1564年出版的《外科学教程》中大量引用了维萨里的著作。帕雷使用的是通俗的法文，这就使维萨里的成果为法国不懂拉丁文的一般手术师所掌握。维萨里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指出了解剖学应建立在科学观察的基础上。

    过了八十几年，1628年又出现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哈维的《心脏运动论》。这部书被后人视为现代生理学的开端。哈维是英国人，19岁赴巴杜阿大学求学，深受维萨里后继者的影响。他的老师法布里齐教授发现了静脉瓣，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哈维回到英国后曾用多种动物作了大量活体解剖，明确了静脉瓣和心内膜瓣都是控制血液单向流动的结构。他计算出每天自心脏流出的血量超过体重的几十倍，从而得出结论：只有封闭循环才能保持血液环流不息。

    维萨里和哈维的工作指出了研究人体的正确途径：科学的观察和实验。事实证明，不仅研究正常人体要用科学方法，就是研究异常人体也是这样。人们深入理解疾病本质所依靠的正是科学的观察和实验。

    临床观察也在进展。就在1761年，奥地利人奥恩希鲁格著书介绍了叩诊法。半个世纪后，1816年法国人拉埃内克又著文阐述了听诊法。不过这些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的。

    到19世纪，随着生理学的进展，身体功能的动态变化更受到重视。在18世纪发明的华氏水银温度计，这时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868年，温德利希出版了《病中的体温》一书，总结了近两万五千病人的检测记录，奠定了体温检查在临床工作中的地位。

    这时临床化验也已萌芽。1827年，英国人布赖特发现水肿病人(现知是肾病病人)的尿加热后可出现蛋白沉淀。19世纪的显微镜也有很大的改进，细胞学说和细胞病理学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但病理学家并不满足于静态地观测疾病的最终结果，而要探索疾病发生和发展的动态过程。事实上，正常生理研究和病理生理研究是不可分的。

    19世纪医学上重大的进展之一就是细菌学的建立。过去也曾有不少人推测疫病是一种看不见的致病因子造成的，它可经过各种途径在人群中传播。疫情发生时的隔离检疫措施就反映了这种认识。但直到19世纪才明确找出这推想的病因。

    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法国人巴斯德和德国人柯赫终于奠立了细菌学和免疫学的基础。特别是柯赫利用固体培养基可以分离出一个菌的纯培养。他将纯培养再注射于实验动物身上复制出同一疾病，最后由动物身上再分离出纯培养，这样就明确肯定了细菌的致病作用。

    在这些进展的基础上接着又研制出一系列特异性血清，用于诊断和防治疾病。到20世纪30～40年代又研制出磺胺药和抗生素。这些特异性血清和药物的惊人效果，也反过来更加证实了细菌致病的学说。

    在临床上，原发病因的消除并不意味着疾病的必然痊愈。继发的功能素乱和结构的病态改变可持续存在，甚至导致死亡。而且慢性疾病常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近年来随着病理生理学的进展，许多病理生理状态引起了普遍重视，例如器官系统的功能衰竭，内环境的素乱，内分泌及代谢素乱和免疫系统障碍等。

    同一病况可来源于多种疾病，如肾功能衰竭就是多种肾脏病的共同结局。另一方面，同一疾病可并发多种病况，如革兰氏阴性杆苗败血症可同时并发休克、呼吸衰竭、肾功能衰竭和弥漫性血管内凝血。针对这些病理生理状态，目前已研究出种种特异性的对策和疗法。作为临床诊断单元，这些病理生理状态的重要性决不弱于上述的疾病，这说明我们对疾病的认识还有待于不断地深入。

    英语中，edicine一词，作医学解，也作药物解，特别是指植物药。几千年来，植物药一直是主要的治疗手段。许多植物药可能是古人在寻食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的。时至今日，植物仍是新药的重要来源，不过现在是结合成分提取和动物实验来定向筛选。

    与动物不同，植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演化出数以万计的次生代谢产物，包括生物碱、黄酮和萜类。植物利用这些对自身生命活动无直接关系的产物的毒理作用来驱避食草的昆虫鸟兽，人们则利用它们的药理作用来医治人类疾病。

    采用药物作为治疗手段的这一部分医务工作一直被视为是医学的“正宗”，从业者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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