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学会”，陈伯达成为这个团体的领头人，执笔写了《新哲学会缘起》，发表于1938年9月《解放》周刊。1939年1月，陈伯达写出《墨子哲学思想》一文，请求毛指正。毛泽东细致地读完后，亲笔给陈伯达复了一封信：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为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笔者注)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毛泽东的书信通常很短，但这次因《墨子哲学思想》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虽然复了信，但他仍觉得意犹未尽，便又写了好几页纸的意见附在信后。陈伯达所擅长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正是毛泽东当时思索的热点。陈伯达见毛泽东对他的文章如此看重，于是又向毛泽东呈送上他所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两篇文稿。毛泽东读后，兴致很浓，于1939年2月20日写了一封更长的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详细地写了七点意见，针对陈伯达的文章，谈了自己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看法。陈伯达收信后，当即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再呈毛泽东。

　　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又写一封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伯达同志的文章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伯达同志考虑……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又补充了三点意见。

　　借助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和话题，陈伯达为毛泽东所看中，就是势所必然了。

　　1939年，张闻天找陈伯达商谈调动工作问题。张闻天告诉陈伯达，毛泽东提名，调他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陈伯达调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而当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因此陈伯达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办公室副秘书长。

　　毛泽东给陈伯达拟定了四项任务，即四个研究课题：《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陈伯达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陈伯达说,是毛泽东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从此陈伯达便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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