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又写一封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伯达同志的文章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伯达同志考虑……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又补充了三点意见。

　　借助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和话题，陈伯达为毛泽东所看中，就是势所必然了。

　　1939年，张闻天找陈伯达商谈调动工作问题。张闻天告诉陈伯达，毛泽东提名，调他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陈伯达调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而当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因此陈伯达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办公室副秘书长。

　　毛泽东给陈伯达拟定了四项任务，即四个研究课题：《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陈伯达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陈伯达说,是毛泽东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从此陈伯达便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成为中共中央秘书处的秘书不久的陈伯达出任秘书长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后来，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陈伯达被任命为主任。虽然职务在不断变动，但陈伯达一直没有脱离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一最重要的职责。
　　飞黄腾达

　　倚仗毛泽东的信任，陈伯达很快进入中央层，尽管他的职务并不很高，但他所处岗位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陈伯达以后能够飞黄腾达，起点便是毛泽东秘书这一职务。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列，陈伯达在候补中央委员中名列第三。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陈伯达为首席秘书。五大秘书各有分工：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在不久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论年纪，陈伯达年过“天命”，毛泽东跟中央其他领导往往用“老夫子”戏称他，由此可见陈伯达当时在中央的声望。时间到了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跃而成为中共第五号人物。几个月后，陶铸被打倒，陈伯达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仅次于周恩来的中共第四号人物。

　　陈伯达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支笔”。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也曾做过一些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但多年以来，陈伯达总是在揣摩着毛泽东的心思，察颜观色，然后投其所好。

　　毛泽东从1957年开始，逐渐向“左”偏航。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以致发生了“文革”的错误。陈伯达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为毛泽东的理论引经据典作论证，用他的笔阐述并发展了极“左”路线、理论和政策，最终堕落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成为历史的罪人。

　　○摘编自《党史纵横》2009年第4期 赵庚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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