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那为什么叫“手记”呢？这似乎是一个很模糊的文体概念。
长江：从文体来看，它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杂文，应该说是随笔，但说日记更准确些。这本书就是一种自然状态，我既没有刻意地去追求针砭时弊，也没有故做轻松幽默。你还问是什么文风，好象都无风可谈。
记者：听说部分章节在香港的报刊发表过？
长江：没有。因为给香港人看的话，他们会觉得太小儿科、太少见多怪了。
记者：那就是写给内地人看的了？
长江：首先是写给自己看的。我在后记中写到，我的这本书缺少自我批判与理性的分析，而只是一个内地记者来到这里看到了很多新奇的事物，了解了一部分，但又似懂非懂。所以你说它能写成一个多么理性的东西吗？写不出来的。长驻十年还差不多！
香港人心的变化是动态的
其实，2004年以前长江是多次去过香港的。1993年，她去韩国拍《汽车·中国》要途经香港，当时她心里想，“哎呀，能停下来就好了。”果然，摄制组在香港停留了三天的时间。但那个时候的香港对于她来说，还是一座陌生的城市。
长江：当时我的心态是在“城外”，你明白吗？
记者：是在国外。
长江：对。那是个有着厚厚围墙的城堡的所在。我在厚墙之外，有机会能够进来，慌慌张张看上两眼，然后又赶快离开。
记者：现在香港回归十年了，从您最初对它的认识到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长江：要说“变化”，实际上我更愿意说我在香港三年见证了香港的“不变”。香港顺利回归，凭借的是邓小平一国两制的设想，正是因为香港坚持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才有了现在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它的“变”是来源于“不变”的，“不变”使香港继续焕发出活力。
但你要说我们所看到的，很感性的变化是很多的。有一个例子我在书里也写到过，93年我第一次到香港，逛街逛到了一家金店里。店员开始误把我当成是日本人或是台湾人，招待得特别周到。但一当我说“Iam Chinese”，立刻，店员的脸就变了，头一转，走到了一边，再也不理睬我。
但现在，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了。去年我的四位大学同学“自由行”到香港旅游，她们走到哪儿出手都很大方，让香港人看得目瞪口呆。有一次她们去一家眼镜店，有人买了一副，有人买了几副，最多的一个人买了７副。我后来去帮她们取眼镜的时候，店老板问我，“你们内地人何时变得这么有钱。”
记者：主要还是一种人心的变化。
长江：香港是全球有目共睹的实现一国两制度的成功典范，但是说实在的，香港的人心何时归，怎么归，不是外力所能左右的。这三年我也感觉到，港人看到中央政府与内地同胞确实把他们看成一家人，他们的心也会慢慢向我们靠，比如说04年正式实施的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自由行等等。这种人心的变化是动态的。
为富也仁、自强不息，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长江在书中这样写到，香港社会纷繁复杂，“有时你再怎么睁大了眼睛，到处寻摸，忽然发现，我的天啊，怎么还有一块块地方被疏落了。”
初到香港或许会有这种懵懂的心情，但是对长江这样一个长驻三年的资深记者来说，现在是否看清了香港？
听到记者这样问，她笑着否认，差远了。在很多人心里，香港不过只是一个弹丸之地，但就是这个弹丸之地，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今天的国际大都市。她说，这其中可探究的实在太多了。香港的富人与香港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让她感触最深。
记者：以前对富人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长江：从小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为富不仁，越富越坏。但到香港后我得到的是颠覆性的认识。比如我采访过的李嘉诚，他把基金会当成第三个儿子，他想既然留一部分遗产给他的老大老二，为什么就不能留一部分遗产给三儿子呢，这样就解决了基金会的生存问题。
而且，他不让我说“捐”这个词，因为说“捐”了，别人就有个“受”的问题，这个“受”让别人不好过。他的这段话很打动我，回去后我就写了这一篇，希望这样的富人越多越好。
还有，香港有“百万行步行筹款上大街”这样的集体化缘活动，已经坚持了36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震撼。有人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但我说这种“捐助文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探究进去的话它不是沙漠。
香港人那种面对逆境自强不息的精神也让我特别感动。2003年“非典”时期，我做了一期节目叫《走进淘大花园》。那时的淘大花园可是重灾区，像一座死城。
有一户人家，一个家庭妇女感染了抢救过来没死。刚刚康复，她就带着一家人出去吃饭。
我说，干嘛啊，万一出去又传染了怎么办？
她说，香港就是靠餐饮业发达的，如果我们都不去吃饭，香港的饭馆都要倒闭，那香港就没救了。
她后来给我看照片，在餐馆里，亲戚朋友两大桌。她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谁也没有赋予她振兴香港的责任，但她做了，她不仅自救也救了社会。香港回归之后紧接是金融危机，非典，到2003年香港的经济都处于低迷的状态。靠的是什么，不可否认，跟香港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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