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长大了，得出去找份差事，自己出去闯世界。
　　对，那种感觉，当时，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走了，92年。
　　现在回想起来，92年我偏巧得了一个报告文学奖，就走了，去搞电视。那个“90—91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长篇一等奖，是妈妈临出门给我烙的一张大饼，挂在脖子上，饿了能咬一口，不饿也能给人看。
　　人生有时很像风中的树叶，你也不知道一阵风刮来会把你吹到什么地方，如果风不吹，你就呆在一个地方不动，突然，风又吹起，变化又来了，机会也来了，机会不知怎地一下子就成了信箱里你的一封意外的邀请。
　　我回忆不清楚当年暂时放下笔，接受“邀请”是怎么去的中央电视台，新鲜？功利？文学走背字？换一种活法？都有，也都不唯一。但是10年后我有一次去作协，遇见了几位老朋友，老友说：“嘿，长江，你回来了？！”，这种不生分又久不见面了的问候让我感到10年来我的“一走一回”开合得还真不小。其实那次“你回来了”，我只是去台湾访问到作协办个出境手续，又偏巧，头一个月我刚刚在新北上的《报告文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对面坐着马向东的》报告文学，老友的话在彼此心里就好像有了一重“双关”的暗示。
　　其实10年前我不曾真正地“走”，10年后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回来”。
　　10年前到电视台我只是“换了一种活法”，并没有完全放下笔，尽管这些文字更多地变成了“工作案头”、“编导阐述”、“采访提纲”，或继续求学时的作业、论文，报告文学也出了两本书，但是，为了写报告文学，更多自主地审视社会，为了写文章去记录社会，不断飞镖一样地拿出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却是一篇也没有，只是此时，我的人，眼睛、脑袋须臾也没有离开过社会，非但没有离开，比10年前和社会的接触还要多、要深。
　　去年冬末，北京连着下了6天大雪，北方大地夜以继日地几乎被一片圣洁的白统统笼罩。在那厚厚的白雪的日子里，我去参加了报告文学杂志社“现实与主流的夙求暨改版新闻发布会”的一个会，在那个会上，我又遇到了更多的一些老朋友，我的师长、前辈，大家见了面，那个热闹，乐呵呀，10年来的“时间大墙”完全没能把我们隔断得客气、陌生。那天晚上我有了一种感觉，这感觉是简单的老友相逢？老同学聚会？老战友相聚？都像，但又都不能涵盖。回家的路上，我和胡健一同坐车，想想10年前就是胡大姐鼓励我去电视台做个编导、主持人，那次的交谈是在她工人日报文艺部的办公室，姐妹间亲亲热热地商量着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人生变化似在娘家里说悄悄话，这一下子让我想到了家，想到文学于我是不是一种故乡的意味？文学对作家真的是一种故乡吗？10年前我从这个“家”里走出去，很像“孩子大了，要出去闯世界”，但是故乡以一种母亲的眼睛实际上是永远地存在着的，忙的时候你也许会忽视她，身心疲惫的时候你会想起她，故乡的云，故乡的雨，故乡的饭菜，故乡的亲情，那还是一份多么天然、亲切的永恒的期待与守望。我就是因了这个理由而回来的吗？如果人们认为我10年前真的曾经“走”过，那么用这种方法来解释我10后的“回来”真是很有人情味儿，很让自己感动。
　　其实去年我所以拿起笔又开始报告文学，一篇《对面坐着马向东》拿出来，粗粗的，更像是采访纪实，却引起不小的反响，现实的原因很简单，过去我没有时间写，所有因刺激激荡在我心里的冲动都随着日常的忙碌沙子在风中嗖嗖爬走了一样地流于麻木，而《报告文学》向我约稿时，我有了点闲暇，答应了，就写出来，只有写出来。
　　回想我还没有“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做着想当作家的梦，练着“写作”的把式啊？！那时候我没有生活，拼命地寻找生活，没有见解，拼命地学着有见解，那是一段“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诗强作愁”的日子。一个人背着行囊，坐着硬板火车，揣着本和几支笔，从南到北激情万丈地到处奔跑，不顾辛苦带着虔诚和无知穿梭在各种被采访对象之间。那个时候写报告文学，好像做菜，自己家的菜园子里没有什么菜，种出来几棵就用放大镜把它成倍放大，无病呻吟的时候是绝对有的。和那个时候相比，到了电视台，特别是后来我从事了《新闻调查》拦目的采访，坐着飞机，好吃好喝，轻而易举地就能进入很多社会尖锐事件、人物，整天溜达在一个个巨大的农贸市场似的，一下子就拥有了那么多素材，没有成为写作的富之前倒是先成了素材拥有的富翁，可是这时候的我反倒不着急写什么东西了。
　　《新闻调查》从7年前一落生就号称中国新闻深度报道的航空母舰，它能不能撑得起这样的盛名，做不做得起新闻评论的“巨无霸”另当别论，但是这个拦目所处的皇家地位，“老大”身份，确实让人感到这个拦目太过天生地就拥有了最强的媒体特权与暴力，换句话说，别人采访不到的事情我们可以采访得到，别人去不了的地方我就能去。中央电视台的王牌拦目，谁敢不放在心上呢？所以这10年我是有太多的机会品尝媒体特权与暴力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处：社会于我成了一座没有门栅的大院，而《新闻调查》40多分钟的长度，挖掘新闻背景的深入细致，采访一旦结束，做一篇报告文学大餐的肉荤菜素就已经稳稳当地拿到手了。这种状况和我10年前一个人单打独斗，孤军奋战的窘迫来比，后者肯定是个可怜的“个体户”；而前者，可以说是一个“钦差大队”，如果我有心，作为“钦差”中的一员我确实有最大的便利了解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人生百态，并通过坐下来几小时从容的交谈走进一个个被采访对象的内心。过去几棵黄瓜、辣椒要做一桌子的菜肴，现在一桌子的蔬菜就在我的手边，我却轻易放弃了一次次锻炼手艺的机会。在这10年里，我做的工作更多地是从一个写手，变成了一个说家，这10年的日子简单而言就是这么过的。
　　有的时候，偶有闲暇，我也会对家人或朋友讲起我在采访中遇到的人和事，动过笔的人百分百地都会惊羡：“诶呀，这简直已经是一篇很好的报告文学了”，“改成小说都不用构思”。对于朋友的这种惊羡我何尝不知？何尝不知道自己每一次采访后屁股底下都坐着一座素材的金矿？但是我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把这些素材都攒成一篇篇文学作品，我也觉得可惜，眼看着时间在你的身边卷走一大堆好东西，心里甚至有一种负罪感。
　　10年间我走过了自己国家的每一个省份，包括青海、西藏、新疆，哪一个省都不下三次，地球上的其他国家，走马观花地也走过了不少，见过无数的人，好人坏人，穷人富人，高官与平民，大人物与小人物，大人物“大人生”的骤起骤落，小人物“小命运”的悲欢离合，有人们能想像和相信的事情，也有人们不能想像和相信的事情，但我一篇报告文学也没写，我的负罪有时真像不能不闻到自己身上的气味一样如影随形。
　　三年前，假使我见到一位腐败干部，贪污了100万我就觉得那已经是一个大贪官了，但是以后我再采访一例例腐败案件，1000万的受贿贪污金额都不会再让我惊讶。累积10年我在采访中接触到的大小贪官不下百人，《厦门远华走私大案》、《中国第一税案》、《正、副厅长两巨贪》、《沈阳慕、马大案》、《秘书李真》等等，社会改革中的种种丑恶让你怒火万丈，腐败官员在台上虚伪作态、惟利是图；东窗事发，锒铛入狱后下贱、可怜，一副可耻嘴脸，我能写，应该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但是我不写，没有写。
　　2000年，我认识了一位河南南阳的农村妇女，有着一个好听的名字——艾志梅，命运却比超级黄连还苦。　　1983年她的丈夫李大成因为强奸，赶上了“严打”，被重判12年徒刑，几年后小艾听人说严打不是法治，12年牢狱，她的丈夫明显地是被判重了，于是四处求人，砸锅卖铁，借债“买通”了法官，乞求为丈夫减刑，但是两年里借来的钱都花光了，不好使，她知道自己的身子在许诺给她办事的人的眼里还有些吸引力，就把“身子”也拿出来“卖”给了法官，受用的两位法官一个是县法院办公室的主任，另一位是刑庭的庭长，结果法院内部其他管事的人出于嫉妒：你们哥俩吃了人家又睡了人家，便宜都让你们占尽了？凭什么给你举手？本来可以减刑的一个案子因为得不到过半数的赞成票，事情就没有办成。“被逼无奈”，两个法官干脆私下弄了一个“21号裁定书”，反正法院的公章就在办公室的抽屉里放着，不用偷也可以轻易拿到，李大成就被这张假“公文”给放了出来。然而故事到了这里还没有完，李大成出狱以后，很快知道了他是被妻子用这种“办法”给弄出来的，心里窝着火，憋着恶气，丝毫不体恤老婆，白天侮辱漫骂，黑夜拳脚相加，更让人难以接受的，又过了几年，李大成再犯盗窃罪被警察抓住，不仅“新罪”要受罚，早年因为一张“假公文”而少服了的5年牢狱的“旧罪”也得再补上，又进了监狱。可怜的艾志梅哪里知道自己几乎“卖”出去了物质和心灵的一切，而后又忍受了丈夫无尽的折磨换来的法院的“改判”（那可是盖着政府大红章的“公文”！），也可能是假的？！
后来我到南阳，见到了艾志梅，同是女人，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她的同情，她向我倒出的一盆盆苦水够一个一般意义上苦命的女人十辈子流的眼泪。那一天，老天爷已经连着在南阳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小艾家三间破砖房的后山墙已经被雨水泡酥，整个房子随时都可能发生倒塌，屋里的一张缺腿的饭桌子上几个黑黄黑黄的粗面饽饽，几条老咸菜看来就是他和三个儿子、一个80多岁的老婆婆的午饭。小艾擤了一把鼻涕往鞋底上狠狠一抹，告诉我如果不是因为这三个还不能自立的孩子，她早就不想活了。她的话让我两、三年经常不能平安入眠----
艾志梅，10年来我在采访中遇到、让人心被杵得要发颤的社会下层百姓中的一个，这样的人生在我10年记者生涯里遇到的并不少，但是我还是没有写，“工作忙”有的时候在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而自己又无以作为的时候，我明白，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借口，我不该不写，可我怎么就没写？
　　去年，到了《对面坐着马向东》，我是有了一点空闲的时间，但是心态，我的心态在见识了太多的人间悲剧之后，其实也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可能才是让我又“回来”，又开始写报告文学的真正原因？
　　曾经，有一天我对家里人说：“诶，太累了，我不想再出差，不想天天长在机场，我要回家，就在家里呆着，看看碟，看看书，最好能读读史书，写点东西，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
　　过去老人们常讲：“少年读诗，中年读事，老年读史”。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干了10年电视之后我就想回家，想读一点书，史书，想写一点东西，重新回到书房？莫不是在中年我“读”的“事”已经太多？要不就是我的心已经提前进入了老态？
　　过去我没有那么明确地羡慕过一些老学者、老先生整日在家里“躲”着，不到外面去讲课、应酬，就是在家里粗茶淡饭，清茶一杯，闲书一本，想写点什么就没有压力地写点什么，但是现在我离退休“下课”还有十来年的时间，我已经在“渴望”年老，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如果现在我就遁形书屋，除了看书，还有一个问题，我还能写出什么好东西来吗？有人也这么置疑。
　　说来今天我并不是不知道，离开文坛这10年，世上已经出了多少好文章，好的文学作品。1978年徐迟老前辈写出了《哥德巴赫猜想》，那时候“文革”还没有真正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改革开放的大潮也没有风起运涌，《哥德巴赫猜想》大胆地关注了世界著名但在中国却依然被认为是“另类”的知识分子的人生。这样振聋发聩的作品在后来思想解放运动的山摇地动中不啻为一次重量级的开山爆破。而今天谁还能写出这样的作品？谁还能再达到给时代一道霹雳闪电的辉煌？我知道我不能，过去不能，今天和今后也不可能。所以有朋友知道了我现在的想法，笑我怎么那么和时代不合拍？今天我们生活在激烈并深刻物化的历史横断面，“你又占着中央电视台这么好的位置，整天忙还忙不过来呢，想回家看书？写东西？脑袋进水了吧？！”　　我没法回答朋友们的提问，谁的心思别人能体味三分呢？说多了显得矫情，而我们“整天忙着的”人们今天到底有多少人在干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情？一个人要是真能只干自己想干的事情那是一种多么好的状态？
　　兴许我真的是已经在外面“精彩而无奈”的世界里闯荡得太累了？我不想再见老百姓艰难跋涉中的苦难人生，不想再见社会中这样那样的丑恶，不想再看见吏治的腐败使无数蛆虫爬满我们这个民族伟岸肌肤的每一处地方，我需要回避，至少是小息，我想家了，那么，既然我真的有了一种想家的感觉，就想回家去休息休息，清醒清醒，那么我想我就没有必要背着沉重的功名的包袱，看看书，抽空写点东西，写得好也吧，不好也吧，至少可以把我这10年遇到的，经常在我的梦里“闪回”的，不能忘却的事情写出来。这次“回家”我只需要简单的行囊，而想家的时候我发现文学是一种很好的故乡。
　　我真庆幸10前我曾经拥有文学这个故乡，尽管今天我还不能停止工作，不能离开第一线的采访，但是如果我累了，老了，我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故乡，这种想法哪怕是飘渺的，也能给人一种婴儿安睡于摇篮里的恬静和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