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2年岁末，北京连下6天大雪，整个北方大地几乎被一片圣洁的白统统笼罩。
　　12月18号的晚上，制片人把我叫到办公室，要我带人去河南采访一个感人的故事，我问什么故事？制片人说：“有个女孩儿被拐卖了，18年前，今年23岁，从报上看挺漂亮的！”
　　“是吗，她叫什么名字？”
　　“娜娜，程娜娜。”
　　“娜娜？一个多么好听的名儿，怎么被拐卖的？”
　　 “从小被人贩子拐走的”。
　　“从哪拐到哪？”
　　“从陕西农村拐到河南农村”。
　　“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折腾了18年终于找到了家，就在两天前刚刚和亲生父母见了面。”
　　本来，《新闻调查》是不爱凑“实效”的热闹的，但是快过年了，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一个漂亮女孩18年苦难的寻亲道路，这对制片人和我还是有不忍放弃的吸引，于是我往陕西打电话，往河南打电话，在许多记者已经找到了当事人的“蜂拥”中我也见到了娜娜。
　　应该说，第一眼见到娜娜，她的确“挺漂亮”的，即使没有化妆，你也不能把她和想像中任何一个被拐卖的女孩相提并论：白里透粉的一张鸭蛋儿脸浑浑圆圆地兜着弯弯细眉，明眸皓齿，两个酒窝一笑浅浅露出，身体曲线也恰到好处地矜持挺立，让人想到一支花，一支在清晨含着露水悠悠绽放着的白玫瑰，只是这支白玫瑰本该和阳光、浪漫、温馨相容在一起，她却被不幸、拐卖、煎熬搅和到了一块，让人觉得心里疙疙楞楞的反差。
　　娜娜没有拒绝我的采访，但是礼貌、客气中总让人感到采访很难深入，问问左右同行，听说那几天不少记者采访她时也都发现这个姑娘有点不大对劲，怎么“不对劲” ？大家说：“说不上来，好像不那么喜性，笑的时候心里藏着什么东西，记者问她一些经历、感受，她也好像有点游移，有些时候明显的是在应付。”
　　怎么会呢？
　　一个小姑娘，从小，准确地说是五岁被拐卖，痛苦中走过了18年的人生坎坷，现在骨肉终于团聚了，为什么不“喜性”？为什么“游移”？她心里究竟 “藏着什么东西”？我明白这次采访肯定不如想像的那么顺利。
　　二
　　18年前，陕西农村，也是一个冬天，按娜娜的回忆，那年的雪也下得很大，她是被一个四川女人拐走的。
　　“那天家里正在盖房，因为爸爸从西安当兵回来我们家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住在生产队的公房里。我那会儿只知道家里忙，妈妈没时间看我，就请了一个女人哄我玩儿，让我管她叫妗子，当时我还有一个小妹妹，很小，整天躺在菠萝里。
　　到了第二天下午那个女人拉上我出来，开始我以为她带我去林场玩儿，我们家后边有一个林场（其实是农场），要跨过一条陷在大沟里的长长的铁道，铁道后面有两个高高的土山，铁道上经常有火车呜呜叫着猛跑，平日我妈就担心我去那边玩，所以她说带我去我还挺高兴。可是后来，她开始领着我跑，我就有点害怕，再后来，她把我带到了一个什么车站，我就哭着要回家，她强把我抱上了车，我知道事情已经不好，有一种感觉爸爸妈妈这下离我越来越远了，我真的害怕了，就拳打脚踢，但是那时毕竟小，哭闹了一阵子，可能也是累了，就在车上睡着了，以后我就被弄到了河南。”
　　在河南农村，娜娜先是被人贩子养在家里，可能是年龄偏大一下子不好卖出去，一周后才被送到养父母家。
　　凭心而论，娜娜的养父母是朴实善良的庄稼人。他们当初要娜娜是因为前面已经生了四个儿子，家里缺一个闺女，要娜娜，是想日后自己老了身边有个女儿细心服侍，对于娜娜并非亲生的身世也从来不避讳。
　　当然养父母再怎么不拿娜娜当外人，娜娜心里也忘不了她自己的亲生爹妈，总觉得自己的家不在这里，自己的家比这个家热乎，特别是生病躺在床上发高烧，她一遍遍地在心里叫着自己的妈妈，逢年过节，她总会一个人躲在家里的一个什么角落，抱着自己被拐卖时身上穿着的那件小绒衣无助地流泪，那件小绒衣，她始终记得是用黄、蓝、红三色的方块儿一块儿一块拼接到一起的，一直被她抱了好几年，后来进城，养母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当破烂儿给卖了。
　　我问过娜娜：“那你知不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想过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吗？”
　　娜娜开始哭：“当然知道，当然想找。其实那个人贩子就住在我们村里，小的时候我好几次找到她，可人贩子就是不告诉我我的家究竟在哪里，我的生身父母是什么人，有一次在地里干活我又提起这件事，人贩子吓唬我：‘你要是再上我这来找你的亲爹亲妈，看见旁边的这口井了吗，我就把你掐死，扔到井里面去！’”
　　“后来呢？”我问。
　　“后来在这边的家里尽管养父母没有经常打我骂我，但小学我只读到了三年级他们就不让读了，14岁我就离开了被拐卖的农村进城到焦作自己找事做，那些年我干过包装工，在饭馆给人端茶上过菜，住过养父母亲戚家，也住过朋友家，有的时候身上没钱，有的时候过夜的地方也找不到，反正，反正一个人挺难的。”
　　娜娜能够告诉我的有关她的故事就这么多，我听了当然觉得太简单了，说实话，为了做好采访，我为娜娜准备的提问加在一起也比她对我讲的多，那么娜娜为什么不愿意让人进入她真正的“故事”，她真正的人生呢？
　　三
　　河南焦作，娜娜的现住所，一间两居室楼房，因为没有暖气，屋里的空气和外面的雪地一样冰凉，但是我心里却急得直发热。
　　娜娜跟我说的简单经历其实无论是在报上，还是听传闻我都早已知道，只是心里明白这次采访我并不是只对她被拐卖的过程感兴趣，我更想知道这18年她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一个人小小年龄，突然从父母的怀抱里被人拐走，14岁就到城里给人打工，遇没遇到什么艰难？受没受过什么委屈？我很想让娜娜跟我说说心里话，我把这样的意思向娜娜透露了一遍，娜娜听完，声音收住，她本来一直看着我的眼神也一下子飘得很远，显然她心里确实有什么伤痛不愿意让人知道。
　　其实按娜娜和我之间年龄的宽度，我差不多是可以做她的母亲的。
　　一个母亲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如果孩子心里有难言之隐，越逼，孩子越难开口，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不能着急，只有以心换心，就对娜娜说：“现在我不是正式采访，如果你不同意，我不会开始架机器，但是我很想知道你这18年的日子到底是怎么果品的，我比你大那么多，可能比你妈妈也小不了几岁，所以要是愿意，你可以，叫我阿姨，好吗？”
　　娜娜听后楞了一下，笑了，点点头，但是她说她得想一想。
　　2002年特别的一天，娜娜现在所在公司照例为员工举办生日庆祝，那天 “老寿星” 是娜娜，就在同事们纷纷为她举杯祝贺的时候，娜娜突然哭了，第一次向大家说出了自己的身世：“我现在身份证上的生日其实不是我真正的生日，我自己真正的生日是哪天我根本不知道”。公司经理听了十分感动，立刻对大家说咱们一定要帮娜娜的忙，尽快帮她找到亲人。
　　接下来这位经理求助了自己的律师朋友王娟，女律师王娟马上找到焦作刑警支队五大队的大队长张春林，张大队长又和王娟一起仔细询问了娜娜的情况并建议她赶快报案，这样，2002年11月16号娜娜在王娟的陪同下走进了焦作刑警支队五大队的办公室。
　　有了警方的参与，18年寻亲工作第一次走上了正路。
　　焦作警方根据娜娜对自己家乡的记忆，买来了地图逐一进行“排查”，最后把范围锁定在陕西富平。
　　很快，陕西富平县城关派出所就收到了焦作警方的“协查函”，同时收到的还有一封信，一封娜娜的“求助信”。在这封信里娜娜流着眼泪写到：
　　“亲的爸爸、妈妈您们在哪里？
　　我可爱的家乡，你究竟在什么地方？无数个日夜我总是悬挂着一颗思念的心……
　　在我的记忆里，我原名叫娜娜，下边还有一个妹妹，人们管我爸叫小鱼，……
　　我恨人贩子，是她害了我。因我（被拐卖时）年小始终没有好的办法去找亲人，最近我问了一位好心人，他说我小时说的是陕西口音，曾说过家里是“杜”（都）（多）村的……
　　我们家住的是平房，房前不远有比较平的土山，土山的低处有一条横着的铁路，跨过铁路，前边不远有个好像叫“林场”的地方……
　　我恳求公安机关、妇联和和民政等部门伸出援助之手，帮我查找我的家，我将感谢不尽……
　　“求助信”在富平县城关派出所所长权良生的手里拿着，还没看完，这位曾经背着炸药和犯罪分子周旋，几乎是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全县人民的安全从而立下全国公安一等功勋的铮铮铁汉心底开始发潮，他立刻下令组织人马按照娜娜提供的线索，把富平县境内凡是有“土山”、“铁路”，的地方，特别是有可能和“杜”、“都”、“多”村的村名有关的地方都找了个遍，但是20多天过去了，没有找到娜娜的家。
　　本来，协查任务进行到这里已经完成，已经是算“够意思”的了，但是权所长收兵并没有收力，他又请富平县电视台做“寻亲广告”，试图利用电视传媒让更多的人知道此事，都来帮助娜娜寻找亲人，富平县广电局局长兼电视台台长李朝纲在听到权所长的“求援”后，马上拿出黄金时段，不惜牺牲年底前的广告收入把娜娜的“求助信”立刻播了出去。
　　一天，两天，人们在等待。五天一个周期过去了，没人来人认亲。电视台广告部的人请示局长怎么办？李局长说：“接着播，先播到年底再说。”
　　人们的诚心终于没有白费，到了广告播出的第6天，又一位好心人出现，当他偶尔看到电视上有个叫娜娜的女孩正在找妈妈时，马上想到了与富平县相邻的蒲城县原仁乡有一户姓程的人家丢孩子、找孩子已经出了名，连夜，他跑了好几里村路兴奋地敲开了娜娜家的门，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娜娜的父母。
　　18年骨肉分离的日子结束了，当天晚上娜娜的父母就坐到电视机旁听到了自己女儿的心声。
　　2002年12月12日，娜娜的父亲程玉柱、母亲呼延鹏鹊早早地就来到了富平县，在等啊又等的焦急中终于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儿。
　　因为小的时候娜娜左手食指被压面机压过，有一点残疾；左眉毛上有和表姐闹着玩时弄伤的一点皮疤；左前胸还有一颗生下来就有的台记，母亲和娜娜见面，只拉过孩子的手指一看就已经断定：“没错，这就是我的娃，我的娜娜终于寻回家来了，然后泣不成声……
　　四
　　娜娜的心在一点一点让我靠近，因为到焦作已经是第三天，娜娜还在“想”，我一直忍着没有催她。
　　我不知到娜娜什么时候能够“想”得通，但是好几天的等待，相处时大家对她表示的真诚同情和善意让我感到娜娜的心在一点点融化，终于，到了第四天娜娜同意接受我的采访，说愿意把心里话告诉我，我和摄制组的每一个人都非常高兴，可是当天晚上当我们把机器、灯光都布置好了以后，娜娜又“变卦”了，她说她还是不能上镜头，她还要到我的驻地和我再单独地聊聊。
　　娜娜为什么又不能接受采访了？晚上她还要和我聊什么？她的心里到底有多少苦难让她这么难以面对电视镜头？
　　可以说对于娜娜要和我 “再聊聊”的内容我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但是不管我怎么准备也没有想到后来她告诉我的事情那样的让人震撼，那样的让人吃惊，那样的让人接受不了。
　　那天晚上在我的房间，娜娜和我面对面地坐着，说她经过几天的观察可以信任我，愿意把她始终“藏在心里的故事”告诉我，但是她不能一下子站到摄像机前，她没有这个勇气，她怕有些事情一旦说出来会毁了她的名誉，怕母亲受不了，她怕，她怕极了，所以这些天她见了记者总是躲避、遮掩，但这些往事压在她的心里，她喘不上气来，不说出来她今后的日子也不知道怎么过。
　　我对娜娜说：“别急，慢慢讲，有些事不能上电视咱就不采访。”
　　这18 年，娜娜的经历决不是一个正常女孩儿，甚至不是一个被拐卖的女孩儿所能并承受的，她的“故事”太惨了：14岁进城，第二年被人强暴；16岁嫁人，第二年就发现丈夫吸毒，那时候她刚刚生下儿子，还在月子里，看见丈夫吸毒，她的奶水一下子就憋了回去，以后没过多久她的丈夫又因为盗窃被送进了监狱……
　　什么？娜娜你说什么？
　　“强暴”？“嫁人”？“儿子”？“吸毒”？“监狱”？
　　娜娜的“故事”确实太惨了，讲出来，不要说她的母亲受不了，就是我也受不了。
　　我一下子把娜娜抱在怀里，胡乱给她塞了一条毛巾，因为说到痛处娜娜已经不是泪流满面，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的眼里可以同时流出那么多的泪水，是三行，还是五行？是倾盆大雨，还是江河入海？
　　我也是母亲，我也有女儿，我的女儿也长到了16岁，一个母亲怎么能够听得下去自己的孩子曾经受到过这样生活的摧残！
　　好几分钟，我和娜娜就那么抱着哭成一团。后来虽然冷静下来了，但是我的脑子里怎么也赶不走她被人强暴和在月子里怎么发现丈夫吸毒的那一幕一幕……
　　15岁，娜娜还是个刚刚发育的小女孩儿，在焦作，当时她在一家化装品厂打工，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入冬，天已经完全黑了，她骑着自行车往家走，快到住处了，前面是一个大坡，娜娜就下来推车。突然一个大汉将她一把抱住，连拉带拽地就把她拖到了一个高坝子下的大煤坑里。可怜的孩子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是什么，大煤坑里，那个人已经把她绑起来，嘴里塞了东西，一把冰冷冷的刀子架在她的脖子上，先是枪去了她的钱包，撸去了她的手表，然后粗野地撕开了她的衣服……
　　高坝子上当时并不是没有人啊，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下来制止。娜娜想挣扎，两条胳膊被捆着，想叫喊，嘴里塞着东西。月黑风高，寒冷刺骨，她就这样被那个男人糟蹋了身子、杵烂了心！
　　我不能，我已经不能再往下继续描述细节，听娜娜声泪俱下地向我叙述，我的心已经破碎！
　　这件事出来以后，娜娜马上被送回了农村。但是她那时怕呀，怕自己破了身，养父母会很快找个山区人家草草地就把她给嫁了出去，所以在家养好了伤，她不顾家里人的阻拦，哭着喊着又进了城。当初进城，娜娜的想法就是想找父母，她心里一直认为如果自己一辈子都在农村，不出来见世面，没有经济能力，就永远没机会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长大了，就可能拖着几个泥孩子，永永远远地成了一个没根没脉的农村妇女。
　　为了找亲生父母，为了逃避可能很快会降临的厄运，娜娜又回到了焦作。可是这次再进城，她已经没了固定工作，没了经济来源，甚至没有了住处。那时候现实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谁要是不嫌弃我，能给我一个地方住，给我一碗饭吃，我就跟了谁！”然后就遇到了后来的丈夫，比她大17岁的丈夫，两个人根本没有领什么结婚证就按农村的习俗办了仪式，结了婚。然而，完全没有想到的是，生活刚刚安定了下来，第二年她生了儿子，月子里的一天晚上，她听到外间屋一声接一声打火机的声音，掩上怀出来一看，丈夫和另外一个男人正坐在沙发上用打火机烤锡纸上的一种白粉面儿，吸毒，丈夫吸毒！五雷轰顶，娜娜当时真是五雷轰顶啊！月坑儿里的孩子听到嚎叫，惊恐地大哭不止，可当娜娜回到里屋抱起儿子想给他喂奶安慰他时却发现自己连一滴奶水也挤不出来……
　　五
　　就这样，娜娜把她的“故事”和满肚子苦水都倒给了我，眼泪，那一时刻，如果眼泪能够冲走她的灾难和屈辱，那天我会陪着她哭到天明。
　　但是，当娜娜把她这些深埋于心，从来没有向任何记者说过的遭遇告诉了我以后，我和娜娜的关系已经不再是记者和被采访对象那么简单，我犯难了，我感激娜娜对我的信任，我庆幸自己得到了“独家新闻”，但是这时“独家”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该怎么办？
　　我还能采访娜娜吗？一旦让娜娜坐在摄像机前把她18年的痛苦经历向观众和盘托出，会不会影响她的名誉，会不会让娜娜从此难以做人？我必须慎重考虑。
　　和爸爸妈妈相认以后，妈妈担心娜娜今后的生活，随着娜娜从陕西蒲城来到了河南焦作，这一段时间母女的关系正在慢慢复原，虽然有的时候彼此的语言还有障碍，母女俩经常因为听不懂对方的话而闹出笑话，但是妈妈每天都要和娜娜睡在一张床上，夜里总忍不住把女儿搂在怀里，像对待一个几岁的小妮。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必须考虑，一旦通过电视让妈妈知道了娜娜的“故事”，母亲的心会不会又一次被碾碎？
　　怎么办？采访还是不采访？让娜娜说还是不说？
　　我和娜娜都犹豫着，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说了可能会让妈妈伤心，可能会给娜娜将来的生活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可是不说，难道娜娜这些年的苦就白受了吗？拐卖人口的犯罪给受害者带来的苦难和屈辱就这样让它淹没在骨肉团聚的欢乐中？
　　我承认我曾鼓励过娜娜，应该有勇气把自己的伤口大胆地亮出来，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没有那么封建。你所遭遇到的悲剧不是你的错，如果你在十几岁的时候身边有妈妈呵护，妈妈一定会告诉你一个女孩子应该怎样防范坏人，一定不会让你一个人走夜路。如果你16岁不得不嫁人，妈妈一会指导你怎样选择，不会让你找一个比自己大17岁根本不知深浅的男人就草草出嫁，不会让你今天还只有23岁，身边就已经拖累上了一个5岁孩子，这些都不是你的错。
　　当然我也郑重地告诉了娜娜，如果你不想说，我就取消采访，毕竟一期节目没有一个人的一生重要，放心，这个道理阿姨想得通。
　　那天晚上我房间的空气因为进退两难而让娜娜和我心里都沉重得像磨盘，我几乎是要放弃采访，可最后娜娜说出了一串话，让我惊讶，让我血热。
　　娜娜说：“阿姨，我还是说了吧。我要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我不会让自己吃的这些苦白受，我相信人们不会都因为我的遭遇而轻视我，我也不会为那些有可能轻视我的人活而着，我要告别昨天，重新开始新生，今天我之所以找您再聊聊也是想从您这里得到鼓励，我同意接受采访，只是，只是如果在采访的时候，我希望问到那一段，我被人强暴，您别问得太细，那样我会尴尬，行吗，阿姨？”
　　我的眼泪再一次涌出，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这个时候我发现娜娜脸上的泪水已经被她自己擦干，她眼睛里第一次有了坚定、钢强。
　　后面的事情就是我们在第二天完成了采访，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在2003年正月十五的那一天播出了“娜娜的故事”……《寻亲18年》，读者现在也看了我写的这篇文章。尽管我依然有点担心那一夜长谈我的话会不会影响了娜娜，我鼓励娜娜勇敢地“把自己的伤口亮出来”是不是滥用了她对我的信任，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娜娜身上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坏事，但是我的内心对娜娜是同情的，不仅仅是同情，还有钦佩。
　　一个五岁的农村女孩儿，18年前被人在一个大雪的日子拐走，18年后她在一路好心人的帮助下带着累累伤痕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那么再过五年，再过18年，娜娜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忠心地祝福娜娜，而且我仿佛有理由相信娜娜的明天一定会阳光明亮，清晨的露水打湿了这朵不幸的白玫瑰，但清晨的露水也会给她一份特殊的营养，会的，我想一定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