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中央电视台为了跻身世界舞台，成立了一个批评性栏目《新闻调查》（《News Probe》），大手笔地每期45分钟，讲一个故事，追一个问题，揭一起黑幕，被业界誉为“中国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航空母舰”。
　　我到香港前一直在这艘“航母”干了近8年。“航母”内部有本三寸宽、一尺来长的小册子，挺正式，叫《调查月报》。2005年，我到香港已经8个月，第一次回北京，负责搞这本小册子的编辑对我说：“长江老师，您到香港后活得怎么样？在那里咋做记者？抽空给咱写篇文章？”。我心有所动，这个“动”不是因为听了小编辑的建议有点兴奋，而是他的“咋”碰着了我内心的一个肿胀之处，立刻，许多东西都往外冒，酸酸甜甜、辛辛辣辣……
　　在香港到底“咋”做记者？
　　到港前，可以说我并不是个搞新闻的“雏儿”——《新闻调查》干过8年不说，此前在报纸杂志、央视其他栏目也做过多年记者，一口气还读了7年“电视艺术研究”的研究生，博士帽子戴着，学历、资历都可谓不浅。然而到了香港，虽说干的还是记者的老本行（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但条条大路“不”通罗马：陌生、尴尬、无奈、混乱，“记者”的职业究竟是什么？有时觉得不认识，常和自己叫劲：有冇搞错？！
　　“在香港做记者和北京完全不同”，真的要给“航母”写文章了，肚子里泛上来的第一股酸水儿就是这个。这种感觉用不着8个月的时间来品味，我到香港扛着机器第一次外出，回家关起门来就大发感慨——
　　那次采访是2004年9月底，香港一个著名行业协会为了庆祝建国55周年举办了一个大型午餐酒会。按照内地的习惯，新闻记者，特别是CCTV的电视记者，一定会备受大会重视。然而我和另一名摄像到了现场，胸前先被人贴上了一块上面印着“记者”字样的不干胶标签儿，然后连人带摄像机都被安插到会场正后方的记者区。这个“记者区”很临时、很简约，十来米见方的一个小台子，高有一尺，四周都用绳子拦着。我好奇地研究这绳子，粗细像拔河绳，外面裹着红绒布，样子很好看也很体面。但是“红绳”是专门用来限制记者的，记者到了会场就不得越出“红绳”，会场内摆放着的两大溜西餐自助当然也就没有记者的份！那天我并不是眼馋酒会里的自助餐，而是台子太小，媒体太多，我就试着出来，想在台子外面找个地方支三脚架。谁知道我的脚刚迈过“红绳”，站在外面的保安就急忙过来，摊开双手把我往里面推：快快，快回到“记者区”，你们不能出来。这下，我的自尊心成了一摊碎豆腐——原来“红绳”还真严格地是唐僧给孙悟空画出来的地圈儿，保安的手势让我受不了，他的手势像什么？轰鸡？一只小鸡不知趣儿地跑到了外面，主人正不胜其烦地把它赶回鸡窝？
　　中央电视台在香港没有特殊地位，这种情况即使回归后也没有改变。这样的“酸水儿”我在内地可没尝过。内地的记者，不管是做正面报道的，还是专事揭露批评，哪怕《新闻调查》，整天到处找案件、到处寒碜人，记者身上还是有一股虎威。现在，我这只“老虎”到了“平川”，虎虎威风荡然无存。
　　反差，我知道这是反差。
　　CCTV在香港没有特殊地位，香港“无线”、“亚视”、“凤凰”等等土著媒体以及众多海外传媒机构，在这里也都没有特殊的地位。大家平等竞争，只做自己该做的事。随后的观察让我清醒，更让我思考记者原本的身份究竟是什么？他应不应该有色彩、有背景？走到哪里让人恭迎或害怕是不是都属不正常？
　　我开始抱起一颗平常心，整天和当地记者同时采访，同样自己找新闻，靠自己的双腿走进这个社会。时间一长，我又感到了其他的不自在，这些“不自在”经常让我脸红，“脸红”为什么？香港的记者比我能吃苦，比我能受气，比我更加职业化。为了抢新闻，有的时候他们个个像战士，相形之下我只有躲到一边自叹弗如。
　　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非要活捉萨达姆，找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巴格达的炮火轰炸中，内地人认识了《凤凰卫视》的一个年轻姑娘——吕邱露薇。然而我到香港后，发现香港的记者其实个个都这样敬业，他们的新闻敏感和职业激情比我强，以一当十不能说，以一当仨、当俩倒是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有次在九龙采访政府拍卖土地，活动快结束了，我和摄像已经在收拾机器。突然身边的当地记者身上像着了火，拔腿就往一个地方跑，那地方是楼梯，露天的、旋转的，记者手里举着照相机或摄像机，谁都顾不得脚下的危险，就在旋转楼梯上边跑边采访刚刚出现的几个香港大佬儿。天啊，那阵势让我害怕，也让我“脸红”。尽管香港的大佬对我这个内地记者没有追捧的必要，但是如果那些人是我需要采访的，我问自己，我会不会不顾一切地冲上旋梯，非要第一个抢到新闻不可？
　　在香港，记者的工作做到出色，定会有收获，精神的，更明显的是物质。而香港的记者和内地记者相比，事业仿佛没有那么崇高，身份也没有那么显赫，他们的职业使命体现得很具体：发现新闻、抢到新闻，第一速度、第二新鲜。在香港，人们很难见到搞传媒的整天居高临下，走到哪里活脱脱都像一群钦差大臣。记者的行当对他们首先是一只饭碗，他们小心翼翼、恪尽职守，手快、脚快、眼珠子快，面孔上仿佛从来也没有挂着“为民做主”、“替天行道”的大胸怀，而我呢？脑袋里装了３０年的 “无冕之王”、“匕首刀枪”，这些豪情到了香港怎么好像和什么都不搭界？
　　世界著名传播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曾经提出一条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媒介即讯息”。说得普通一点，“媒体就是信息”，新闻传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让社会以最快的速度知晓身边发生的事。也许，香港的社会太务实，这个社会不太理会任何空泛的意义，记者采访哪怕涉及政治，比如政府和市民的矛盾、有钱人和穷人如何打官司等等，更上心的也是事件本事、矛盾本身，他们不善于说理，也不喜欢说理。
　　我到香港，没有看到一档电视节目类似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也没有见过任何一位“救世主”模样的男女记者。后来有一次偶尔看到内地的一个“深度报道”，天啊，女主持漂亮得美若天仙，但她不是记者，她的模样盛气凌人，话语棉里藏针、咄咄逼人，这让人感到她不是在做传媒，俨然是一个化身——真理、国家、上帝？我说不清。我惊诧到香港后我怎么这么快就变了？过去我和这位主持人难道不一样？，不也是坐在央视庄严的演播室、说着同样的话，手上、脸上、眼睛里也都闪烁着同样“高贵”的光芒。
　　美国报业大王普利策对新闻媒体应该干什么，曾经说过一段让全世界的记者都奉为至理的名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及时发出警报”。
　　我把自己沉入200米深的海底，让自己冷静，然后发现我依然坚持“一个新闻记者应该具有社会的责任感”，但是内地的记者和香港记者为什么让人感到不同？为什么我一见到“红绳”就受不了，而当地的“土著”就无所谓？不同之处究竟在哪里？心态？香港记者平和低调，内地的记者总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从来自哪里？官气，这一点好比医生长久在医院工作，自己闻不出自己身上的味道，可一旦来到外面，别人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官气”对内地记者是个怪圈，看不见却走不出。
　　“官气”这个东西名声不好，但很受用。
　　我到香港做记者，肚子里之所以经常会往外冒酸水儿，就是少了过去习以为常、已经享受惯了的这样儿东西。
　　2003年SARS期间，我在香港做过一期《新闻调查》，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本来已经同意接受专访，但是临了，距采访只有半小时了，他的秘书突然打来电话，说董先生决定还是谢绝你的好意，小心询问为什么突然变卦？秘书说SARS以来，董先生还没有接受过在港的任何一家国内外媒体的专访，现在也不好单独接受CCTV。
　　昔日的董特首不肯单独接受CCTV的访问、今天香港重大场合还经常用“红绳”把记者圈入一个固定的地方，当然，这些都不排除香港这个复杂的社会有其种种掣肘的因素。但是天下媒体、天下所有记者，竞赛的起跑线应该是平等的，终点只能用职业化的标准来衡量。CCTV一位过去驻港的老前辈曾经告诉我，他刚到香港时有一天去采访，一个政府会议，看到香港的记者人人背着面包，拿着矿泉水，心里好笑：“这是干嘛呢？一会儿采访结束了，回家好好吃一顿不是更好”？可是那场会议整整开了一天，香港记者就在外面等着，饿了就啃面包，渴了就喝矿泉水。这位老前辈没想到，心里窝囊，离开吃饭吧，怕误了新闻，不回去又饥渴难耐。看到香港记者谈笑风生、一派自然，他后来对我说：处境不一样，真是不一样——香港的记者职业，他们好像不知道什么是委屈！
　　香港历来被认为是世界传媒最发达的地区之一，1989年邓小平曾说:“如果没有香港，起码我们信息就不灵通”。那么香港“世界信息中心之一”的地位靠什么来赢得？当然不是“红绳”，依我看，倒是成千上万不把“红绳”当回事的传媒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