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里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表现了一方面真心诚意地关心民众疾苦，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封建制度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政治思想的两重性。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表现了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表为维护大多数民众利益的崇高的精神境界。而司马光反对孟子的民本主义，批评孟子所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的现实的目的则是针对维护大多数民众利益的中小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王安石的，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维护官僚地主即所谓豪强的特权，维护等级制度及其观念的。

篇后语

有趣的是，孟子不能直接批评等级制度及其观念，司马光不能直接批评民本主义，王安石与孟子一样也不能直接批评等级制度及其观念。而孟子打起了儒家孔子的旗号；司马光打起了“为政在顺民心”的旗号；王安石则打起了孟子的旗号，不但不能直接批评等级制度及其观念，更不敢或不能说“民贵君轻”：都不能尽情地、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可说是我国思想史的特色之一。这种打旗号的事，延续至今，在孟子、司马光、王安石那里当属“权宜之计”，这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他们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而现在还在使用这种“权宜之计”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而对于研究历史（包括现、当代史），思想史（包括现、当代思想史）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也是一个要十分注意的问题。

                                               关桐

                                         2004年10月26日

上一页  [1] [2] [3] [4]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