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章没有“子曰”二字，按其内容，当为抄写者误脱。孔子在这里就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这件事，称颂他们有奇异的品德。

孟子是孔子的四传弟子，是儒家学派的大师，对上引《论语》两章的内容当然不会不知道。为什么孟子不引这两件事来称颂伯夷，而偏偏要杜撰一个“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呢？显然孟子不同意伯夷让国、不食周粟这两件事，特别是后者背后的指导思想——“君臣之道”。即便古史确有“伯夷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之事，孟子不称引伯夷让国、不食周粟，也表明了孟子对伯夷的“君臣之道”的反对，只是不像在《公孙丑》第九章那样用激烈的言词如“伯夷隘”、“君子不由”来反对罢了。特别是“故闻伯夷之风者”云云给人以假象，似乎是在称颂伯夷。

第三段与《公孙丑上》第九章所说的柳下惠的一段也是大同小异的，增加了“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一句，也不再说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似乎在称颂柳下惠。

接下来第四段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之“淅”的意思为淘米。赵岐注：“淅，渍米也。不及炊，避恶亟（急）也。” “渍米”即淘米。“接淅”，赵岐无注，伪孙奭《孟子注疏》亦无注，朱熹注：“接，犹承也。淅，渍米水也。渍米将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此注甚是。“接淅”一词，以后便专指行色匆忙。苏轼《归朝欢》词：“此生长接淅，与君同是江南客。”第四段是说孔子，说他离开齐国时，甚为匆忙，捧着正在淘的米，不等做饭，就急忙离去，离开鲁国的时候，却“迟迟”而行，因为鲁国是孔子的父母之国。举此事例后，接着得出结论说：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意谓孔子的行为是根据实际情况，当“清”则清，当“和”则和。注意：孟子所举的例子只是孔子“去齐”、“去鲁”，是说孔子离开母邦与离开异邦的不同，是迟迟行也，这也是孟子所赞成的，并不是孔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恢复周礼，恢复西周时代的等级制度。所谓“可以速而速”当是“去齐”、“去鲁”的直接结论，而“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绝不是“去齐”、“去鲁”两例所能得出的结论，而是孟子借孔子之名、之事所要发挥的思想，也是此段所要说的问题之关键。从字面的意义上说，就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即当“久”则“久”、当“处”则“处”、当“仕”则“仕”。而之所以当“久”、当“处”、当“仕”，则在于其政治主张，在孟子那里也就是民本主义及其民本主义之大无畏的人格精神。

第五段是孟子对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人的评价，认为前三人，虽为圣人，但都有所偏颇，只有孔子才集三人之大成，而能因时制宜。所谓“集大成”，孟子用比喻之法做了说明。其言曰：“集大成者也，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即金属之类的乐器，如钟等；“玉”，即石制的乐器，如謦等。孟子说：“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者。”始条理者是智之事，终条理者为圣之事。接着孟子又比喻说：就像射箭，有智慧就“巧”，而“圣”则如同有力量。百步之外，能将箭射到标的那里就是有力量，能够射中则不是靠的力量，意谓靠的是“巧”，即智慧。“始条理者”显然就是比喻开始做事时的行为准则，用我们现在话语来说，就是所谓政治主张、政治原则；“终条理者”显然就是比喻持之以恒的能力。孟子说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人都是“圣人”，意谓他们都能够持之以恒地坚持他们的政治原则，但却不够“巧”，亦即智慧不足，即其政治原则是有问题的，因而不像孔子那样为“集大成”者。这与《公孙丑上》第九章批评伯夷、柳下惠的实质是一样的，只是言词不同罢了。

而孔子的所谓“集大成”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接淅而行”、“迟迟行”吗？当然不是。孟子对孔子的政治原则不会不了解，只不过孟子不同意孔子的政治原则，又不能背叛师门直接批评孔子，因此在这里孟子含糊其辞。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出：伯夷、柳下惠还是有所偏颇的，孔子或儒家竖立起来的典范，还是不足以让人们效法；孔子的“集大成”也让人不知所云，人们当然也是无法效法的了。而伯夷、柳下惠——坚持“君臣之道”的儒家的典范，也就被打倒了。可见，此章掩盖了孟子在《公孙丑上》第九章中的锋芒，并打起了孔子的旗号。而不论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还是说伯夷为“圣之清”、“柳下惠”为圣之和，总之，孟子是不同意伯夷、柳下惠的“君臣之道”亦即等级制度的。

弄清了孟子的《万章下》第一章的思想内涵，下面就来讨论王安石对伯夷、柳下惠的论述。

五  王安石论伯夷、柳下惠

王安石的《三圣人》原文如下：

孟子论伯夷、柳下惠，皆曰：“圣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岂隘与不恭者所得僭哉？盖闻圣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将以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于天下曰：……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进而寡退，苟得而害义，此其流风末俗之弊也。圣人患其弊，于是伯夷出而矫之，制其行于天下曰：“治则进，乱则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进，过廉而复刻，此其流风末俗之弊也。圣人又患其弊，于是柳下惠出而矫之，制其行于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辞小官，遗逸而不怨，阨穷而不悯。”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而多污而寡洁，恶异而尚同，此其流风末俗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时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于孔子之时，三圣人之弊，各极于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于天下曰：“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以仕则仕，可以处则处。”然后圣人之道大具，而无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无弊者，岂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为始终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圣人之所以大过人者，盖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如皆欲为孔子之行而望天下之弊，则恶在其为圣人哉？是故使三人者当孔子之时，则皆足以为孔子也，然其所以为之清、为之任、为之和者，时耳，岂滞于此一端而已乎？苟在于一端而已，则不足以为贤人也，岂孟子所谓圣人哉？孟子之所谓“隘与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时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