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为孟子圆了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又称二人为圣人的矛盾之说。大体上是按照《万章下》第一章的思路讲下来的，其中最重要的，也是与孟子《万章下》第一章相同的，就是伯夷、柳下惠虽为圣人，但都因时而有所偏颇，而“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于天下曰：‘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以仕则仕，可以处则处。’然后圣人之道大具，而无一偏之弊矣”的具体内容仍然没有明确的界定，人们无法通过阅读此文从而理解圣人的政治原则、做人的原则，仍然不能让人们知道怎样去效法伯夷、柳下惠、孔子这样的圣人。于是孔子所主张的“君臣之道”、等级制度及其观念就被掩盖起来。而针对于伯夷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这种忠于君主，明确地表现了等级观念的事件，王安石在《伯夷》一文中也把它否定掉了。其文曰：

        事有出于千世之前，圣贤辩之甚详而明，然后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见独识，遂以为说，既失其本，而学士大夫共守之不为变者，盖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辩之反复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旧恶，求仁而得仁，饿于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目不视恶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师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而为《采薇之歌》。韩子因之，亦为之颂，以为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则往归焉。当是之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耶？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遂出元元于涂炭之中，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余，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滨而趋文王之都，计亦数千里之远，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岂伯夷欲归西伯而志不遂，乃死于北海耶？抑来而死于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余故曰，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独太公哉！

王安石在这篇文章中指责司马迁所记“武王伐纣，伯夷叩马而谏，天下宗周，而耻之，义不食周粟”之说为“偏见”，指责韩子“以为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 ，“是大不然”。然后尽情发挥孟子之伯夷“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之说，但在论证中却并无新的史料根据。王安石是否真的相信孟子此说，亦未可知。但是他一定要否定“伯夷叩马而谏”、“义不食周粟”，就表明了他是不赞成封建等级制度及其观念的，只是和孟子一样没有直接批评等级制度及其观念而已（在现存的王安石的著述中，也没有对封建等级制度及其观念做过直接的明确的批评）。由此可见，王安石继承了孟子的政治思想。

有些学者用汉代思想家划分的学派来衡量王安石的思想体系归属哪一派，这是不对的。王安石的思想体系可以用理学家称赞朱熹的思想体系的话来概括，即：“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王安石的思想体系是分析综合了前人，如儒家、道家、法家以及政治家等思想的积极成果而成的一家之言。朱熹的所谓“综罗百代”，不主一家之说的方法，早在王安石那里就已经开始运用了。因而决不能用汉代划分的学派硬套在王安石的头上，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政治思想而言，王安石继承了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他极力推崇孟子，曾撰《孟子解》，其子王雱亦撰《孟子注》。

司马光在《致王介甫书·第一书》中说：

光昔从介甫游，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

宋代的马永卿《元城语录》有如下记载：

先生（指刘安世）曰：“金陵（指王安石）在侍从时与老先生（指司马光）极相好。当时《淮南杂说》行乎时，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其时又有老苏，人以此比荀子。但后来为执政，与老先生议论不合耳。”

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在其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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