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心人在时代中的处境
艾伟大学学的是建筑,后来却成了个作家。他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写作的。那时,他差不多有一年时间不用上班,坐在家里等待分配工作。为了打发这段日子,就开始了小说写作。当然,喜欢文学是从中学就开始了。艾伟在80年代后期读大学时,文化和思想类书籍十分流行,他读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后来,在图书馆借到一本《百年孤独》,他还以为这是一部心理学著作呢,一口气把它读完,相当震惊,第一次觉得小说的有趣,竟然可以这么胡说八道。这之后,他开始阅读并关注期刊上的小说,开始了写作的尝试。相对于其他同代作家而言,艾伟出来的比较晚,1996年才在《花城》杂志发表处女作《少年杨淇佩着刀》,而那个时候,所谓的“新生代”早已风起云涌,蔚为大观。应该说莫言、余华、苏童这一代先锋作家,对初学写作时的艾伟是产生相当影响的。他最早的一批作品,也具有较强的“先锋”性,和他们不无关系,当时作家们有一种创世的热情,可以随便写,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可惜艾伟没能完全赶上。在他进入写作前沿阵地的时候,形式革命已经结束了,所以,他大约更注重小说的内容。对于“新生代”这个笼统的概念,他的看法是,这一代作家的差异性可能比其共性还要大。
艾伟觉得,童年记忆对一个人写作的影响是重大的。他的写作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一,童年记忆没有刻意性,记住的肯定是对生命有重大影响的事,可以说,带着这个世界的原型的那种记忆。比如对亲人死亡的记忆,对疯子在油菜花开时发狂的记忆,这些记忆或多或少带有这个世界未解的神秘性存在,本身具备“文学性”;二,童年记忆有其不确定性,可以任意改装,这些记忆更具创造的可能性。不像成年以后,记忆会像一块石头一样坚固,不易改动。他的《乡村电影》就是源于对文革时期斗争场景的记忆。记忆深处的一些场景,其背后的现实逻辑也许早已淡忘,可场景本身总是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脑海中。这些场景还有其生长能力,它最终会按自己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叙事世界。
一般来讲世上有两类作家,一类更多地凭借经验写作,另一类更多地依赖于想象。一个作家最初的写作一般来说都属于经验写作,是建立在个人经历基础上的,可能同生命中某个绕不过去的事件有关,总之,一般会有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艾伟认为,从个人经历出发,去探询及理解这个世界,是一个写作者想要持续写作的必由之路。这条路就是从经验逐步转向想象。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人生经验相当重要,但对生活的看法也同样重要。我想,一个人如果既有生活,又有思考,还有艺术感觉,那一定会写出好小说。
艾伟拿自己的长篇小说《越野赛跑》作参照,他说,这样的小说,写作过程中是有极大的快感的,想象力有时候会像热带植物一样生长,漫无边际,有时候甚至觉得那种天马行空的东西是天生就在那里的,自己只是偶尔撞见。但他觉得,像这样轻逸的风格化的小说是要走到尽头的,最终可能变化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后来写“爱人”系列时,艾伟就显得“现实”一些了。从《越野赛跑》那种外在的飞扬,转向人心深处那种激越争斗。因为涉及到人的内心,就需要有比较严峻而内省的态度,探究的问题也显得更为沉重一些。
“地域文化对作家产生一定影响”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苏童是被举例较多的作家。对于“南方”叙事,艾伟认为,有可能读者,或者研究者,就把作家意象化了。意象或者符号的力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它因为简单而深入人心,可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大家都说苏童作品里有很强的南方味道,可他觉得在阅读苏童时,却感受到一种美洲大陆的气息。
写作的最大敌人是重复自己。当一个写作者有了一定的经验,很可能会躺在经验上滑翔,结果当然是不停地重复自己。艾伟非常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处在变化之中,在寻求新的东西,精神空间在不断生长,拓展。这是对一个作家生命力的考验。只要还能够感知生活,总会有一些问题在困扰我们。有谁能把人生的所有问题都解决呢。艾伟曾写过一组《作家之死》的文章,他试图弄明白,这些作家在死之前关心的是什么问题。这时候关心的问题,一定是作家这辈子最为操心的问题。结果他发现,巴尔扎克关心的是小说中的人物,托尔斯泰关心的是信仰,而莫泊桑关心的是女人。要说关心,艾伟关心的是人在时代中的处境。
小说的难度就是时代的精神难度
艾伟说他很喜欢作家这个自由自在的职业,写作成本低,又不需要同太多人打交道。看起来似乎识字的人都可以试着去写作,但这是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越写越难,要精通非常不容易。作为一个对人性内部充满好奇心的写作者,他认为,小说的写作大致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故事的方向,或者是人物命运的方向。另一个就是向人物内心掘进的方向。前一个方向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因为有故事,有情节可以依靠,任何写作的人大概讲一个故事都不是太成问题的。但后一个,即向人物内心深处那个向度上进发的写作,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它的根本问题是,可能你写了一页,但叙事是没有任何进展的,还停在原处。如果处理不好,会给阅读带来障碍。有些作家,在处理这个向度时,采用弗罗依德以来的心理学方式,靠采用意识流的方式或某种程度上错乱的方式呈现,艾伟的做法是更多地把人物内心最隐秘的部分转换成身体的感觉,把内心转换为外部冲突,转换为情节,从而对人的外部行为作心理意义上的捕捉。也许是这种方式比较适合于阅读,艾伟的小说在不丢失文学性的前提下,总是能在读者中产生较大的反响。
对于“个人化”写作这个说法,艾伟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写作当然是力求个性化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概每个人的写作都是“个人化”的。“个人化”一度成为一尊文学之神,在这尊神的庇护下,似乎任何写作都合法了。当经验的洪流以“个人化”的名义津津乐道、泛滥成灾的时候,这个“个人化”可能成为“私化”,结果可能是其背后的深度被取消了。
长期以来,文学一直有一个永恒人性的说法,都以为人性自古以来恒久不变,所以,大家都有共识,写人性的故事可以穿越时空、流传久远。在艾伟看来,人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性的情况相当复杂,时代的人性面貌至少同社会风尚、制度、意识形态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他对考察意识形态下个人的处境很感兴趣。比如说,在我们身边,有些价值观可能[1] [2] 下一页
|
